孟繁华是我非常熟悉的文学批评家，令我惊叹不已的是他在文学批评上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旺盛精力。如果有人问我，孟繁华在哪里，我会不加思索地告诉他，孟繁华就在文学的现场，现场哪里最热闹，哪里就有孟繁华的身影。他身处文学现场“指点江山”，他的文学批评就是与文学现场同步的频率。比如他最新出版的《当代小说三十家》，就记录了他是如何跟踪文学现场最为活跃的30位小说家的。他为这些小说家所写的批评文章，不仅适时地对他们的创作得失进行了总结，也从小说家们的创作中发现当代小说的发展态势，显示出一位批评家深刻的思想见解和敏锐的文学洞察力。
孟繁华进行文学批评时，具有宽广的视野，他总是将作家的创作置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分析其对历史与现实的回应。比如他在评论贾平凹的《土门》时，敏锐地观察到这部小说讲述的是城乡交界处的仁厚村被城市所吞噬的故事，认为贾平凹是通过这一故事揭示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明的消逝与农民的精神困境。他通过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主人公暖暖的命运转变，看到了中国农村在市场化进程中的伦理冲突与权力嬗变，从暖暖与村主任詹石磴的对抗中，看到了乡村治理中的传统权威与现代民主的碰撞。从曹征路的《问苍茫》到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他敏锐捕捉到这些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并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观察。他在评论关仁山书写乡村现实的小说时，看到了“新山乡巨变”创作潮流与延安文学时期“行动的文学”在精神上的一贯性，同时，他也提醒作家们在热情拥抱现实时一定要注意现代性的不确定性，要认识到乡村变革一直处在不断“试错”过程中，文学只有“高于生活”，才能创作出具有新鲜审美经验的文学人物。
另外，孟繁华灵活多变的批评方法也是令我非常佩服的地方。这得益于他深厚的学术积累。因此，他的文学批评并不拘泥于既定的理论框架，而是根据每一位作家作品的不同风格和不同内容，采取不同的批评策略。毫无疑问，社会学批评方法是孟繁华运用最多也最为娴熟的方法。通过社会学批评，他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小说中丰富的现实内涵。但他并不是将小说简单地看成是社会图谱，而是更看重作家的文学表达，以及由此在文学史上建构起来的精神谱系。比如，他对当代小说中的“多余人”的阐述非常具有代表性。孟繁华在多位作家的小说中都发现了“多余人”形象的塑造，他认为这些“多余人”正是社会转型的典型反映。在谈到“多余人”时，孟繁华首先认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并给我们勾勒了一个文学史的谱系：“‘多余人’现象始于俄罗斯19世纪早期普希金的《叶普盖尼·奥涅金》，然后是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屠格涅夫的《罗亭》、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等等。在英国有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在法国有加缪的《局外人》，在日本有二叶亭四迷的《浮云》、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等作品。在中国有郁达夫早期的‘零余者’，有鲁迅的‘魏连殳’，80年代末以后现代派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多余人’或‘局外人’。”但他同时强调，当下小说中所出现的“多余人”形象不仅关系文学形象谱系的承继问题，而且更是“与当下中国现实以及当代作家对现实的感知有关”，“与没有方向感和皈依感的时代密切相关”。孟繁华正是从这样一个整体性的认识出发，在评论石一枫、宁肯、蔡东等作家的小说时，对他们各自刻画的“多余人”给予充分的肯定。他将宁肯的《沉默的门》称之为“一部表达跨世纪‘多余人’或‘局外人’的小说”，将鲁敏《白围脖》中的母亲称之为“一个名实相符的卑琐的‘多余人’”。他认为，石一枫的一系列小说都是以“多余人”的眼光“提供了认识或理解这个时代最犀利的视角”。他在评价蔡东关于女性命运的书写时，强调她发现了这个时代仍有“多余人”的存在，并在塑造“多余人”时隐含着自己的价值观，即对“承认的政治”的批判性审视。
孟繁华的文学批评以“历史—文化—人性”为三重维度，既注重文本的社会历史内涵，又深入挖掘艺术形式的创新价值。他擅长将作家个体创作置于文学史脉络中进行定位，同时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作品中的文化隐喻与人性奥秘。因此，孟繁华在文学批评中特别强调文学的人文价值。面对文化消费主义的侵蚀，孟繁华始终坚持文学的精神品格，其评论中反复出现的“尊严”“悲悯”“自由”等关键词，构成了抵抗虚无的精神堡垒。这种坚守是建立在对现代性困境深刻认知基础上的文化选择。如他在评析阿来的《尘埃落定》时，提炼出“亲生命性”的核心概念，认为文学应承载对一切生命的悲悯。这种人文关怀贯穿于他对不同作家的评论中，无论是对张炜生态书写的赞扬，还是对苏童心理描写的赞赏，都彰显了他对人性尊严的坚守。“亲生命性”是孟繁华借用哈佛大学生物系教授爱德华·威尔森的一个概念，他将这一强调“人类与生俱来的与其他生物间的情感纽带”的概念与阿来的“情感深度”进行了有效衔接，认为“学会相亲相爱，这是人类的至善至爱，也是小说情感深度的最高表达”。
《当代小说三十家》是孟繁华一直跟踪文学现场所留下的鲜明印记，把这些印记汇合到一起，几乎就构成了一条当代小说创作发展的清晰轨迹。这让我们看到，一位文学批评家以其批评实践完成了一部文学史的书写。孟繁华仍然身处文学现场，仍然在发出与文学现场同步的振频。也就是说，他对文学史的建构也在紧贴文学的发展继续向前延伸。孟繁华以他既有学术品格又具人文温度的批评范式，不仅为当代文学批评提供了方法论启示，更在更广阔的文化场域中守望着精神家园的灯火。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