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可，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发表评论作品60余万字，荣获“赵树理文学奖”等奖项，出版评论集、学术专著各一部。
长篇小说《蜜糖之苦》简介
郑丽君错过了一班车，却捡回一条命。可当她想到自己的“死”可以为离异的女儿小安争得一笔赔偿金时，她便收拾起自己生命的痕迹，成为失去身份的假死者。她流离于月嫂、微商、护工等职业，用假身份与女儿保持着联系。而正是这种联系，剖开了母女之间多年来的隐痛。当她再次出现在女儿面前时，生与死、母与女、过往与未来，一切都颠覆过来......
渡轮上的一千零一个月亮
——读姚鄂梅《蜜糖之苦》
董晓可
童话，总是美好的。当我们对世界尚且懵懂，总爱听妈妈讲那些没有尽头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名叫萨桑国的岛国上，国王因王妃背叛，每晚都要娶一个少女，翌晨便杀掉。宰相女儿为了救人，每晚为国王讲述新奇故事：其中，有精灵与魔鬼，有王子和公主，有航海家的远游、补鞋匠的日常，也有故园与远方的纠葛、机智与邪恶的交锋。国王渐渐被打动，驱散了寂寞，也爱上了这位少女。我们在煤油灯的光晕里，听着故事酣然入梦，只留下妈妈为我们掖被角、洗衣物，准备清晨的早餐。
然而，正如歌里唱的：“妈妈也曾是个女孩/也曾放高姿态/也曾跌倒起来/我的妈妈一直是个女孩/也会古灵精怪/也会需要疼爱……”（《妈妈也是个女孩》）当她从女孩成长为妈妈，我们便成为她的蜜糖——甘中藏苦，占据了她的整个世界。而这份辛苦，幼小的我们何曾知晓？唯有天上那轮月亮，用皎洁的光，守护着她的付出，也伴随着她一天天变老。然而月亮会落山，我们也会长大，当现实世界加速运转，万物喧嚣，生活的浪涛猛然袭来，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在小说《蜜糖之苦》中，作家姚鄂梅便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一次突如其来的人生岔路，引发了一连串的生命震荡；而身为母亲的个体，以自我牺牲为代价，编织着一片看似美好的童话天空。
一 渡轮上的石头
《蜜糖之苦》这部小说，开篇便饱含隐喻。
故事，是从石头开始的。在小说开篇有句耐人寻味的话：“路面上有块大石头，是刚从山上滚落下来的。”而这石头，无疑是主人公——一位母亲“西西弗斯”式命运的隐喻。为了强化这一命运轨迹，作家在开篇反复铺陈“汽车”与“山”的博弈：“汽车在盘山公路上怒吼”“汽车终于冲上山顶，暂作休息”“汽车重新启动，盘旋着往下”“汽车再次停下”……这一幕幕，多么像单亲妈妈郑丽君的人生写照。事实上，这位妈妈是勇敢的。当山上滚落的石头拦住去路，她积蓄力量后第一个起身下车，奋力去推。而此刻，她正火急火燎地要从老家渡江赶往锡东，为的是帮女儿化解婚姻风波——就像从小到大一次次帮女儿排忧解难那样，她只想替女儿扛住这场风暴。至此，一位单亲妈妈面对“西西弗斯之石”时，那份因爱而生的勇毅便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我们眼前。
然而，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更比想象中艰难与恓惶得多。她中途下车买水泡面，因接电话而错过了班车，却意外躲过了“轮渡事故”。当得知自己“被死亡”能获赔八十万，她在“假死换房款首付”与“活着成为女儿累赘”之间，果断作出了抉择。在此，作家安排了两处极为动人的细节。其一，她对女儿的现状看得很透彻：女儿有着来自单亲家庭的“原罪”，小两口能走到今天，全靠新婚爱情之火的支撑。一旦这火焰转暗转冷，她那近乎赤贫的家境，定会成为拖累女儿婚姻的重负。其二，决定以自我消失换取女儿幸福后，她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找银行取出卡里的钱——六千多块，再加上双肩包里的几套衣服，是她全部的家当。这些细节如同水面浮起的冰山，将她漫长岁月里日复一日“推石上山”的困顿，具象化呈现在我们眼前。
更具隐喻色彩的是，随着故事推进，这块“西西弗斯之石”从山上转移到了渡轮之上，成了“消失的她”背后时代病症的象征。在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郑丽君渡江时，正遭遇瓢泼大雨。暴雨中，咆哮的汽车里却坐满各自奔忙的人，这一看似习以为常的场景，实则隐藏着绝对的反常：我们常说“忙，心亡也”，若能停下脚步反躬自省，抑或等一等自己的灵魂，我们便会发现在生命日夜更迭之中，有多少人正深陷“心亡”的困境。木心在《从前慢》中说：“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唯有在那样的慢里，人们才能触摸到自己毛茸茸的肉身与湿漉漉的灵魂。但在《蜜糖之苦》中，一切都驶入了快车道。倘若留意这一渡江故事便会发现，主人公所乘坐的既非古雅天然的舟楫，也不是被称作“水上公交车”的渡轮，而是渡轮与长途客车的结合体。也正因如此，才会发生摆渡船行至江心时，甲板边缘的长途客车滑入江中的悲剧。在此“渡轮-长途客车”，俨然现代社会一块游动的新西西弗斯巨石。它不仅带来庞大而辗转的生存困局，更将深入时代肌理的漂泊感与失控感刻进了每个人的生命轨迹。
故而，在作品一开始作家姚鄂梅便打入一枚令人惊悸的现代性楔子。轮渡事件让郑丽君从“死亡名单”幸存，却迫使她以“假死”的隐形状态生存，成了游离于正常轨迹之外的“浮世畸零人”。如果说，轮渡事件前，她面对的是实体生活下西西弗斯巨石的生存“打怪升级”；那么在此之后，失却了合法身份的她，便只能辗转于月嫂、保姆等角色之间，在亲情与生存夹缝中孤独游走，不得不像卡夫卡笔下的地鼠，在隐秘空间里战战兢兢地隐匿身份，完成二次渡劫。而更具悲剧性的是，这位单亲妈妈以自我消失为代价，自以为替女儿赢得的“石头落地”，不过是假象罢了。随着故事的进一步发展，当女儿小安真正拿到了八十万赔付款，也仅仅兑现了房子首付，尔后她仍要面对漫长房贷压力下的疲于奔命。
以上种种均表明，郑丽君母女所面对的并非单纯的生存巨石，而是隐含了时代结构、随时间浪涛游移的“移动之石”。甚至，即便是以个体彻底缺失换来的巨款，也难以抵消其碾压性的力量。这背后，隐含着我们曾依凭的坚实大地，已被规整划一的现代楼宇所取代，而作为芸芸众生的我们，终究沦为了失去根蒂的飘叶。
二 石头里的沉疴
一部真正意义的现代小说，一定蕴藏着所处时代的精神涵养。这就好比农人与麦子的关系：麦子在静默中生长，农人却能听见它拔节的声响。在小说中，随着故事的层层展开，作家姚鄂梅不仅为我们呈现了更多鲜活的时代镜像，更剖开了深嵌巨石现实肌理中的沉疴痼疾。
《蜜糖之苦》首先以极大的篇幅，触及了关乎“中国家庭”的主题。倘若可以追溯，数年前在作家问世的小说集《家庭生活》中，腰封上便写着这样一句话：“家是什么样，人就可能长成什么样的形状。”这一譬喻，极为精准地道破了家庭对个体成长的内在塑造力。而长篇《蜜糖之苦》，无疑是这一主题的延续与深化。整部小说构建了以郑丽君为中心的“单亲妈妈”所引导的象征性家庭结构，并以此为切口，铺展开更具普遍意义、富有质感的时代隐形脉络。在作品中，对于郑丽君而言，她身上延续着“五四”以来的“娜拉”命题：婚姻破裂后独自抚养女儿，她必须以坚强、独立、隐忍与勇敢，打破鲁迅百年前指出的“娜拉困局”——要么沦落，要么妥协。于是，她在奋力挣脱生活枷锁、试图贴地飞行的同时，也渴望将女儿雕琢成她理想中的“形状”。无论是女儿初识世界时那场“两个女人的独立生存实验”，还是成长过程中为女儿披上生存铠甲的“两个轻骑兵”联盟，在她倾注母爱的同时，都带着强烈的人生设计感。这种设计，在女儿心中有时甚至化作了一种爱的束缚。
以此为起点，作家借由对“好妈妈”的叩问，实则在探寻我们时代中国式“好的家庭”抑或“好的家庭关系”应有的形状。依此出发，我们得以窥见更多家庭的面相：青年旅馆里的小杰，是对传统家庭模式疏离的代表。她放弃老家安稳的工作奔赴大城市，以松散的合租关系与极简的生活方式，追逐着成为“流动个体”的平面设计师梦想；路易妈妈则折射出在现代家庭“精致利己”风气潜移默化影响下的孩子，她产后为恢复身材坚持一日两餐，放弃母乳喂养选择奶粉，对护肤、穿搭极尽考究，甚至将月嫂发展成化妆品推销业务的合作伙伴，整个家庭更像资源整合与运转的载体，相对匮乏温情；小安的丈夫吴铭，生活在典型的优渥控制型家庭，强势的母亲主导着一切，让他在婚姻中时常显露软弱无助与无所适从，最终在爱的隐性枷锁下，婚姻走向终结……在“为你好”的温情包裹下，孩子们往往活成了上一代期待的模样，如同被精心呵护的瓷娃娃，却也失去了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属性。在这些家庭中，爱与控制交织，保护与束缚并存。它们与小安的家庭形成巧妙互文，共同勾勒出当下“中国家庭”的丰富面貌与可能存在的病相样态。
更让人心灵震颤的是，作家通过借助个体隐痛与创伤，触碰了这个时代的重大社会问题。其中，最具窒息感的，当属校园霸凌及其背后的原生家庭困局。长久以来，在成年人眼中，孩子们之间的纠纷往往被简单视为打闹或磕绊。近年来，随着《悲伤逆流成河》《少年的你》《默杀》等影片的上映，以及愈加多元的新闻事件的曝光，这一问题才愈发显形。而在小说中，除却直观的现象呈现外，作家更进一步将探究的显微镜伸向了其内核存在。在此，小安的成长始终笼罩在霸凌阴影中——小学被孤立、贴侮辱性纸条，中学遭恶意造谣，甚至被逼至窗台险些坠楼。但作者并未止步于展示，而是更犀利地追问：“为何被霸凌的总是你？”对此，老师以“误会”“大度”轻描淡写，吴铭则认为被霸凌者身上有“令人讨厌的气息”，这些认知偏见暴露了社会对霸凌现象的漠视。在此，姚鄂梅借助小安这一角色，揭开了社会上“无尽的少数”所承受的隐秘创伤，既指向受害者的性格局限与求助困境，也点出霸凌者的群体同盟与精神压迫。而更深层的困局来自原生家庭：一方面，霸凌者家长往往以“玩笑”搪塞，甚至讥笑受害者“玻璃心”；另一方面，在小安这样的底层家庭，母亲则以“轻骑兵”标准要求女儿阳光积极，刻意掩盖困境，既察觉不到女儿的创伤，更无力传授应对技巧。为具象化展现后者之困局，作家回溯了小安一年级暑假在工人文化宫上画画课回家遇上暴雨时，妈妈所做出的近乎“疯狂”的举动：
所有人都躲在廊下，只有妈妈拉着她一头冲进瓢泼大雨中，一人弄了一辆共享单车，像开着军舰一样，劈波斩浪往家里冲。她那时已经有点害怕了，大声喊：妈妈，我的眼睛睁不开。妈妈说：没事，把眼睛眯起来。她又喊：妈妈，我快不能呼吸了。妈妈说：把嘴张开。后来，她摔倒了，哗哗雨声中，她大哭起来，妈妈却在哈哈大笑，因为她摔倒的时候，裤缝裂开了，露出了内裤。回到家，站在热水龙头下，妈妈还隔着玻璃兴奋地问：今天是不是很特别的一天？以后你要是写作文，可以用这个素材了。她不回答，默默吹干头发，然后说：我现在想睡觉了。其实她没有睡意，她只是闭着眼睛在想，妈妈真的爱我吗？让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在瓢泼大雨中骑车回家，真的是一个好妈妈的行为吗？但她还没想出答案，就疲惫不堪地睡了过去。
正是在此种困局下，小安形成了同妈妈怕爱交织中惮于交流的局面，最终在霸凌事件中缺失家庭支持，使其演变为心理创伤以及延续至成年后的自我怀疑牢笼。
作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曾指出，时钟嘀嗒间存在着两种生活样态——时间中的生活与由价值衡量的生活。而后者背后，无疑本质性地潜藏着烟火人间的万千家庭，共同构筑的共振性时代价值结构。正是通过小安与妈妈两代人在时代齿轮与城市光影下的“怕与爱”，作家将隐匿于社会表象背后的中国家庭与时代故事铺展开来，进而烛照了我们时代的隐疾，呼唤着我们予以关注。
三 一千零一个月亮
月亮，在《蜜糖之苦》中反复出现，其中无疑蕴含了作家的独特匠心：妈妈曾在深夜叫醒小安看月亮，来寄托对未来的憧憬；小安在返归家乡料理“后事”之后望着月亮思念妈妈，并感慨“它早已不再是原来那个月亮”；而妈妈以“无葱蛋炒饭”的秘密身份与小安聊起看月亮的往事，让月亮成为母女间隐秘的情感纽带。这个因“轮渡事件”而起的月亮，从突发的生死关头延展到生命历程中的日日夜夜。某种程度而言，这个在生活浪涛中游动的“渡轮上的月亮”，延续着现代版的《一千零一夜》故事。此在的“一千零一个月亮”，象征着母女间亲情中那些未说尽的牵挂、隐瞒与牺牲，也承载着现代人对美好童年记忆的守望，还有自我主体性中不泯童心的保有热望。
正是在这月亮的光照下，作家展开了当下社会急遽发展中作为生命个体的情感地理结构。在此，母女二人的生存轨迹如同漂泊的渡轮，在身份游移中承受着生存困境。小安从龙坪到锡东，从出租屋到新家，始终处于流动的现代性下“无脚鸟”一般的城市迁徙状态；妈妈在画猫时不得署名，以及画猫时的灵动与画家庭妇女时的压抑，正展现了她在“自我表达”与“市场认可”间的反复调整与灵肉分裂。月光，曾见证了她对小安悉心照料与未来设计的点点滴滴，如今却切割着她们拉长的影子，在城市化零件般“物”与“我”的对立中，被时代推着向前。而每一次的身份切换中，都隐藏着身份撕裂的疼痛。
同时，月光也唤醒了妈妈郑丽君身上隐秘的心灵声音。在小说中，随着故事的发展，郑丽君的三副面孔次第浮现：先是龙坪豆腐坊里沉默的母亲，用“轻骑兵”的谎言为女儿筑起精神堡垒，在生存重压下维持着宁静的体面；接着是锡东楼层间隐匿的月嫂，在青年旅社的褶皱里藏起真实的身份，游离于现实与逃逸空间之间；最终是小安新家里的“佩姨”，被禁闭的房门和画架框住肉身，最终只能在画布上释放着癫狂的内心愤怒。然而，当心灵的这些声音被“囚室”外的月光唤醒，她的肉身却日渐受限：被女儿反锁在家里，就连模拟采访都成了女儿的编排。正是在此种境遇下，她最终开启了朝向自我心灵与现实空间的纵情逃离之旅。事实上，当面临千日一面的生存困境，人们总是不甘原地不动、一成不变地生活，从《堂吉诃德》到《浮士德》，从《安娜·卡列尼娜》到《在路上》，向“无名空间”纵情“逃离”的步伐从未停歇，这就从根本上构成了一种时空博弈的悖论：表面上看，时间既定模式的残酷性压制了人的空间移动能力，但人们总是用理想和希望一次次试图突破时间的桎梏而走向自由。更进一步来看，在这些无望却又满怀着渴望的逃离背后，实则隐藏了更具广泛意义的数十年改革开放在物质富足的同时，所带来的隐形伤痕，以及不断升级的“人样”标准背后，所征兆的现代人由乡到城的心灵漂泊。
而月亮夜夜都在天上，不声不响，不言不语。这，多么像我们的童年记忆以及那抹不掉、却也回不去的在地性乡愁。今年夏天，一篇来自城市务工者的名为《我的母亲》的文章在网络悄然传播：“坟头上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就像我的念想一样，一年年总也断不了。我已经当了爸爸，又当了爷爷，但我已经三十多年没叫过妈妈了。我想着，等哪天我扛不动水泥了，就回村里挨着那堆土躺下，没准那时候，我再叫妈妈，她就能听见了……”这些让人走心的真挚语句，隐含着我们对于妈妈所征兆的故乡之地最柔情的皈依。这不由让我们想到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著作《林中路》中关于梵高绘画《农鞋》的描述：
从农鞋露出内里的那黑洞中，突现出劳动步履的艰辛。那硬邦邦、沉甸甸的农鞋里，凝聚着她在寒风料峭中缓慢穿行在一望无际永远单调的田垄上的坚韧。鞋面上粘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鞋底下有伴着夜幕降临时田野小径孤漠的踽踽而行。在这农鞋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成熟谷物对她的宁静馈赠，以及在冬野的休闲荒漠中令她无法阐释的无可奈何……
在此，海德格尔在与农妇的倾情对话中，体悟到了她在大地之上劳作、心酸、孤独与喜悦相融的感情。而这份对大地的深切联结，正印证了我们热忱生活的缘由。因为这个世界中，有那么多值得我们牵挂的东西，这是一方我们割舍不断的大地。在那个名叫“故乡”的地方，有着“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的远行游人的羁旅之思，亦有着“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故地原初情感的依赖。
很大程度上，妈妈便是这方故乡之地的象征。但在我们行色匆忙的步履中，很多时候不仅在漂泊中把妈妈弄丢了，也将自己变成了无枝可依的候鸟。在《蜜糖之苦》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小安在妈妈“出事”后回到曾经的老家——那个人迹罕至的山村龙坪——用水泥和方砖砌牢了老宅，试图守住妈妈的故乡记忆。这时，她说：“她的精神故乡一定在这里，锡东只是她的漂泊之地。”而对于小安，老家龙坪同样是她回不去的远方。母亲口中的故乡是“被美化的传说”，但当她亲自回到龙坪，目之所及的却是破旧的老房、复杂而充满算计的亲戚关系，以及母亲“死亡”记忆下的残酷现场。这种割裂在她对月亮的凝视中尤为显著，那晚母亲曾深夜叫醒她看月亮，说“冰岛的月亮也是这样”，而当她独自面对锡东的月亮时，却只剩下“根脉断裂”的怅惘。事实上，她的乡愁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无所皈依，更是价值认同的无尽迷失。
海德格尔曾说：我们所有人都将活着走向死亡——而且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我们都无法从我们的心灵中祛除这一认知。而在一个遗失了月亮，进而遗失了妈妈与乡愁的、满是不确定的心灵流浪时代，如何让我们终将消亡、却提前到来的破碎的主体性，保有其相对的恒定与完整，便是尤为值得我们深思的话题。或许，正是基于此种念想，在小说结尾处作家以满怀温情的笔调写道：
正当她准备离开窗台，躺到床上看电影时，一个巨大的礼花蓦地炸开，似乎离这里不远，璀璨的光芒彻底照亮世界，她感到自己的脸骤然暴露在天地之间，定格了十来秒后，渐次消失，夜空归于黑暗。与此同时，所有的鞭炮都停止了，整个世界像是屏住了呼吸。
妈妈，你刚才看到我了吧？我很好，你也要很好。
愿每一份心灵深处的微细希冀，都能被温柔善待。愿我们都能拥有《一千零一夜》童话里，那一千零一个皎洁的月亮，以及月光下那记忆深处轻轻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