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武汉的诗人阿毛在过去的三年里，完成了一大创举，她自2021初开始，为武汉三镇的200多座公园或者说200多个风景区每座/个至少都赋诗一首。近期出版的诗集《公园记》（武汉出版社2024年版）相当厚重，字数计27万字，诗作321首，是诗人对自己所生活的城市的情感使然。她说到第一首公园诗《解放公园读诗》（《公园记》，第4页）的诞生，坦言当时完全是个人触动：“这么好的公园，我为什么不去为它写一首诗？”②
公园在城市之中，是一个特别的空间，公园为城市人提供了真实的自然场景、有历史性的人文景观或者仿造的风景，公园也成为城市居民在居所之外的憩息处。公园在最初出现的时候，“作为‘都市之肺’，从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净化都市及其居民的身心。”③公园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已经成为城市的标配，城市一方面通过大力建设各种公园来彰显自己的个性特征，许多公园在建筑和空间的意义上已成为该城市的地标；另一方面，作为建设者的权力机构，也借着公园的设计，实施启蒙与教化民众的功能，许多公园都承担了相应的“主题”④。公园从来就不是简单的一种城市景观，而是有特定内涵的文化空间。公园不仅是建筑、是城市地图的一部分，也是历史进程中权力话语的角力场、不同历史时期内文化与政治之隐喻。毫无疑问，公园是极有意味的存在，每个公园都有自己的历史，也是一篇精彩的故事，如何书写公园，应当是一个有意味的话题。
公园与城市一样，都是设计的结果，在诞生之初，都是一个特定意义的结合体，有许多高度可见的象征物。比如北京的地坛公园，其存在与地坛相关，而地坛因宗教祭祀的功能而诞生，“地坛”，此独特建筑及其象征物使地坛公园有了清晰的“可见性”。前述的汉口解放公园，其“可见性”来自于纪念“解放”的政治隐喻（公园于1955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六周年之日建成开放）。而当宗教仪式和政治隐喻等历史性的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远去，建筑也可以仿造，那公园的“可见性”是什么？“现代城市的可见性正面临困难。”⑤随着现代城市越来越走向无差异的建筑空间，公园亦是。今天一个城市的某一座公园，作为城市的一处空间，其“可见性”（独特的意义）是什么？如何显现？
城市的建筑在不断类同化，像许多城市的商业风情街，大都拙劣地模仿欧美建筑，这些风情街已经成为无差异的地理空间，而不是让人有感觉、有“亲切经验”之“地方”⑥。公园，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作为特定的城市空间，如何成为有特定意义的存在，即让人能够感知其独特性的、有某些特定意义之集合体的“地方”？当一个城市空间的存在，因“实际性的原因”即生活或生存上的需要而存在，这个空间还不能说是一个充满意味的“地方”，还需要“它是一个情感对象”，“它是一个神圣的地方”⑦。这里的“神圣”，指的是这个空间对于人，有特别的意义，人们对之有一种特别的理解。现代城市的公园，对于我们，还是这样的“地方”吗？
我们来看一首阿毛所作的关于汉阳龟山公园的诗——《龟山顶的马蜂窝》：
走过七色鲜花、众多树木和无数的石阶
至龟山顶
看长江、大桥、晴川阁之后
长久仰望电视塔
这根笔直的香烟和轰鸣的火车一起
填满青春的画本
岩石叠流的泉水和风吹围巾的折痕
在旁页，伴有吊床模拟蜘蛛
那时我们多年轻啊
整天看铁蜈蚣擦山过江
忘记拥吻
忘记捅山顶的马蜂窝
——《公园记》，第104页
“龟山”在武汉的城市格局中意味深长，在地理上它与长江对岸的蛇山及山上的黄鹤楼对峙，龟蛇之间，是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桥中间即京广线，风景伟岸；它也是意蕴丰厚的文化空间，曾有“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毛泽东：《菩萨蛮·黄鹤楼》）的历史愁绪与豪迈诗句；但是，如果完全遵循风景的设置或者延续前人的感慨来书写这座公园，诗歌就不能反映个人的情感、经验，也无法更好地体现这座公园在当代的“可见性”，无法叙述出一个有诗人的“亲切经验”、对诗人来说是“一个情感对象”之“地方”。我们看到诗人虽然叙述了这座公园的一些“可见性”，比如“长江、大桥、晴川阁……电视塔”，但仅有这些，那诗作还只是庸常的空间与风景的描述，而不是深入的“地方”话语。诗人更多的是以个人经验来叙述建筑与空间，那些建筑与空间在这里被个人化了，携带着许多作者的“亲切经验”：“这根笔直的香烟和轰鸣的火车一起/填满青春的画本”，高耸入云的电视台在这里与叛逆少年手中的香烟联系在一起，公园记忆是诗人“青春的画本”。“那时我们多年轻啊/整天看铁蜈蚣擦山过江//忘记拥吻/忘记捅山顶的马蜂窝”，“铁蜈蚣”是京广线上的火车，壮阔的城市场景与私密的个人往事在这里交织，呈现了诗人关于青春关于爱情的个人经验，而这种经验，对于读者，是有共通性的。这样，公园在这里就不仅是城市的风景，而是对于诗人对于读者都有“亲切经验”的“地方”。一个景观对于个体的意义，除了视觉上的风景，还在于内在上它是我们的“情感对象”，它在我们这里，有特别的意味。“文学艺术的功能就是将亲切经验表现出来，这里所说的亲切经验包括了地方经验。……文学艺术能够引起那些我们原本可能没有注意到的经验领域的关注。”⑧
可以说，阿毛的公园书写，并不重在叙述风景，而是陈述与风景相关的个人经验，从而使此风景有了更深的意味，使风景在空间、建筑的“可见性”之外，还有人的“亲切经验”之可感性。这也解释了阿毛这一漫长且劳动量相当大的写作行为，其动机主要完全来自于个人情感——“这么好的公园，我为什么不去为它写一首诗？”公园对她的意味，不是“这么美”而是“这么好”，“好”指的是内在的人的情感、经验；“好”越过公园风景，指向公园与诗人的成长、往事与日常生活的深度联系。
这种书写公园的方式，一方面增进了诗作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也增进了人们对风景的亲切感、对风景在“经验”上的把握。当我们写公园的诗，若只是风景描述、文化感怀或者历史叙述，我们的写作可能是无法有新意的。我注意到，在这首诗里，诗人有效地避开了“黄鹤楼”，虽然在龟山上，最显赫的景观，可能就是远眺对岸的黄鹤楼。但是，关于黄鹤楼，那些伟大的诗篇、强大的文化踪迹，一旦出现在这里，可能会覆盖诗人的个人性的经验叙述。诗人在这里没有写黄鹤楼的意象⑨，在我看来，是非常明智的。
阿毛在《公园记》里不仅写了许多公园，也写了武汉许多重要的地理空间，比如武昌的核心区域之一“街道口”，关于此空间的诗不止一首。“街道口”自有其“可见性”，比如武汉一些著名大学集中于此。但对于阿毛来说，此空间的“可见性”不仅于此，她仍然重在书写对此空间她个人的亲身经验：
从街道口开始的纪念
街道口，我写它，不是因为
我住在它的南面，
要到它的北面去看病购物；
不是因为我在北面那所著名的大学
闲置的石门下错失了爱情。
一定有别的原因，
让我提到它北面的军区、医院；
南面的艺校、书店；
还有6家隔街数钱的银行。
多年来，我一直有情可抒，没钱可存。
车流、人海、噪音
若干红绿灯
和别的街道没什么不同。
但我还是要写到它，
那是因为我在它的某个小区
怀着古愁写着新诗。
——《公园记》，第226页
诗中当然关于“街道口”的“可见性”，涉及到商场、大学、军区、医院、艺校和书店等空间，但宝贵的是，这是“我”深切“怀念”的空间，尽管“我”现在仍然生活于此。这里有“我”错失的爱情；在这里，“多年来，我一直有情可抒，没钱可存”，“我”在这里感受生命的富足与贫穷；作为城市的街区，“街道口”可能无“可见性”，但在诗人经验化的叙述中，它是一个值得人“纪念”的“地方”。此空间的“可见性”不仅是视觉上的，更是情感与经验上的。诗人写出了一个与许多人的经验相关联的“街道口”——这是一个让人怀念、有愁绪的“地方”。
阿毛自1985年上大学，便在武汉生活，武汉已经是她的“故乡”，由这样一个诗人来叙述武汉的公园与风景是合宜的，她不仅是在“介绍”武汉的公园地理，也是在呈现个人的武汉经验，她使我们在一个表面化的城市景观之下，看到武汉人更深的个人历史与生命经验。“故乡有它的地标，这些地标可能是具有高度可见性和公共意义的吸引物，例如纪念碑、神殿、一处神圣化的战场或者墓地。这些可见的标志物可以使一个民族更有意义，它们可以提供地方意识和对于地方的忠诚度。但是，对于故乡的强烈的依恋可能十分不同于任何明确的神圣性概念，即便忘记了英雄史诗或胜或负的战争，即便不存在对于其他人的空间情结或者优越情结，它照样能够形成。人们之所以会出现潜意识性质的却深沉的依恋是因为熟悉和放心，是因为抚育和安全的保证，是因为对声音和味道的记忆，是因为对随时间累积起来的公共活动和家庭欢乐的记忆。这种恬淡类型的依恋是难以阐释清楚的。”⑩阿毛的公园诗，正是这种“依恋”，是对于“故乡”武汉的记忆与经验，正因为“难以阐释清楚”，漫长的诗歌话语成为必要。
这样的公园写作无疑是有意义的，这种写作也让我想起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想起那位坐在轮椅上的孤独青年与一座公园絮絮叨叨的对话。《我与地坛》可谓公园书写史上的名篇，一座公园因为这篇文学作品，而进入千万读者的心中，每位读者可能都会思忖：我的“地坛”在哪里？史铁生在《想念地坛》（写于2002年5月13日）的结尾写道：“有人跟我说，曾去地坛找我，或看了那一篇《我与地坛》去那儿寻找安静。可一来呢，我搬家搬得离地坛远了，不常去了。二来我偶尔请朋友开车送我去看它，发现它早已面目全非。我想，那就不必再去地坛寻找安静，莫如在安静中寻找地坛。恰如庄生梦蝶，当年我在地坛里挥霍光阴，曾屡屡地有过怀疑：我在地坛吗？还是地坛在我？现在我看虚空中也有一条界线，靠想念去迈过它，只要一迈过它便有清纯之气扑面而来。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⑪“地坛”，已经不是可见的古代建筑或一座公园，而是一个返观自身、纯粹思虑生命存在之意义的宁静时空，正是这种个人经验成就了这个公园的形象与意义：“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每个人都应当有“地坛”这样的时空，因为每个人都面临死、每个人都需要纯粹思虑生命存在之意义。史铁生很幸运的是，疾病使他比我们更早地来到“地坛”。“地坛”因为史铁生的文学书写，已经不是普泛意义上的公园或风景，而是一个深入人心、许多人都可以将个人经验倾注于此的有特定意义的“地方”。
感谢阿毛使武汉许多公园成为有人的“亲切经验”之“地方”，为许多“无名”的公园增添了“可见性”。我也盼望阿毛能写出《我与地坛》这样的卓越的公园诗篇，因阿毛的某一篇公园书写，从此有一座武汉的公园，驻扎在中国广大读者的心中。
注释：
①本文的“空间”与“地方”，来自于我对美国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Tuan）著作《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的阅读。
②《诗人阿毛：逛遍武汉公园，我把日子过成诗》，湖北日报客户端2024年7月18日，
https：//news.hubeidaily.net/mobile/c_2880000.html.
③林峥：《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1860-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页。
④这些“主题”，往往是权力话语的一种显现形式。某些公园作为某些“主题”的载体，可能会减损人们对“公园”本身的期待——城市核心区域的人们，也许需要的是一个区别于为生存打拼的劳动空间的所在、需要的是某种更接近自然的生态空间或更让人在精神上得到一定的自由、释放的人文艺术空间——在我看来，人们不希望从一个生存或工作的环境走出来，又进入了一个被教化的场域（在此场域，人的精神再度被施压）。
⑤⑦⑧⑩[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3页，第130页，第134页，第134页。
⑥中国许多城市都有类似“世界城”这样的区域、以欧美一些国家名字命名的所谓“风情街”，这些集娱乐、餐饮与购物于一体的由多种“洋气”的建筑混杂而成的街市，几乎在全国大同小异。过去许多在人们印象中作为深刻记忆的“地方”，被这类毫无个性特征的夸张、矫饰、乏味的“空间”所代替。
⑨作为一位在武汉生活多年的诗人，在写作中可能没有办法避开“黄鹤楼”这一意象。如何重新叙述汉语诗歌的这一经典意象、汉语文化传统中的地标性的景观，对于许多武汉诗人都是一个难题。在《方位》（2016年1月24日）一诗中，阿毛对于“黄鹤楼”的叙述我觉得是很合宜的：“我喜欢在东边的窗口眺望蛇山/喜欢看高于写字楼的教堂//它西北有黄鹤/东南有彩云//空中飞舞的群鸽慢下来/俯瞰车水马龙的人间//我在楚材街旁的陪读房/右耳听唱诗左耳听读书//现在需要静下来/听自己的心跳和呼吸”。“黄鹤”在这里与“彩云”相对，实际的建筑被虚化了，成了一种想象的境界。作为城市地标的黄鹤楼，在诗中既在，又不在，但正是这种个人化的想象，道出了诗人所要表达的东西：“我”的“方位”——此“方位”在地图上确实与诗中那些建筑、街道有关，但更与来自历史与现实的“情感”“经验”相关。
⑪史铁生：《我与地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