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学文的新长篇《龙凤歌》涵盖了朱家四代人在半个世纪的人生际遇，上卷以朱家第二代夫妇朱光明与马秋月在“豆庄”的冀北乡土生活为主干，同时穿插麻婆子、大有媳妇、武家兄弟等豆庄及邻村人物的人生片段，主要讲述豆庄的村长里短，人情悲欢；下卷则以子辈朱灯、朱红、朱丹的人生轨迹为主线，讲述这一代人走出豆庄的种种遭遇。这部小说接续了《有生》对女性的一贯关怀，不仅塑造了马秋月、朱红、麻婆子、大有媳妇、罗毕干等鲜活的女性形象，而且通过马秋月与大有媳妇、麻婆子的对位关系展示了两种乡土女性的交流模式：传闲话与讲故事。这两种交流模式彼此有别，又相互缠绕，揭示了以马秋月为代表的乡土女性的隐秘心灵史。
一
在《龙凤歌》中，豆庄有两个能说会道的女性：麻婆子和大有媳妇，“麻婆子说古，大有媳妇讲的全是豆庄明明暗暗的事”①。在中国乡土文学史上，乡村妇女经常被描述为热衷于八卦说闲的群体，她们的闲话行为成为作家营建乡土人际关系和呈现集体舆论的重要工具。从鲁迅笔下的未庄，到路遥笔下的双水村，再到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妇女的议论声不绝于耳，构成了乡土社会的人际景观。这样的描写固然有其生活依据，但也容易造成以偏概全的性别偏见，诸如“长舌妇”“八婆”之类的贬称有时被不加分辨地用于攻击敢于发声的女性。胡学文没有用刻薄的笔调来刻画爱讲闲话的大有媳妇，而是用一种如其所是的客观态度来描写她。大有媳妇出场时“年纪轻轻，舌头够长”，擅长打听，言语大胆。马秋月在听麻婆子讲故事时结识了大有媳妇，她惊讶于大有媳妇满腹八卦，喜欢听她讲述村里村外的鸡零狗碎，而大有媳妇讲起闲话来眉飞色舞，好像亲历所见。学者梅兰指出，乡村妇女的闲话行为不仅是“情感结构的微观表达”，更是一种“隐形权力的实践”——通过信息控制来参与乡土社会的道德秩序建构。②这样的概括固然准确，但更多是对以往乡土小说中爱讲闲话的女性群像的整体总结，因此强调女性闲话行为的社会政治性。
具体到大有媳妇上，她的闲话行为更多是一种个人爱好和消遣，具有鲜明的个性。她享受向马秋月讲闲话的过程，因为这使她可以站在对话信息差的优势地位，一边讲述一边观察对方的反应，体验掌控信息的权威。借助信息共享，她与马秋月得以达成某种“你知我知”的心理共谋，继而生发出一种姐妹情谊。但是，一旦大有媳妇无法管住好奇心（她常常如此），将打探的触角伸向好友马秋月，并以“关心”之名向马秋月打听或传播关于马秋月的闲言时，就给马秋月带来了精神伤害。当大有媳妇以“都是我嘴长，不过这也不是秘密，整个豆庄都知道”作为借口和铺垫，向马秋月讲述丈夫朱光明学木匠的窘境、朱光明跟孟翠搞暧昧等闲言碎语时，生性敏感的马秋月很容易就受到流言闲话的伤害。马秋月犯梦游症，正是外界流言刺激下内心焦虑的结果。这揭示了闲话行为的双面性：一方面，说闲话将乡村女性聚集起来，共享信息，共同营造舆论对逾矩者施压，参与乡土道德秩序的建构，赢得部分话语权；另一方面，说闲话所维护的传统乡土道德体系本质上是一种男权中心体系，它导向一种女性相互监视的闭锁状态，女性被编入整齐划一的队伍制度之中，任何掉队者和不在场者（包括在场却无法发声者）都将遭受语言暴力的戕害。
二
除了“大有媳妇”这个爱讲闲话的农村妇女形象之外，胡学文还塑造了比较罕见的女性乡土说书人形象：麻婆子。相比于从邻村嫁入豆庄的大有媳妇，麻婆子完全是豆庄世界的外来者：她自称从十五岁开始当妓女，解放后嫁给在城里拉车的孟响，两人在机缘巧合之下定居豆庄；麻婆子也是豆庄的无名者：她的真实身份和身世经历都是豆庄的谜。她被称为“麻婆子”，只是因为爱嗑麻籽，而且能边嗑边说话。在二十年的风尘生涯中麻婆子有过诸多名字，对她而言，“名字如衣服，穿上是自己的，脱掉就和自己没关系了”。作为豆庄的外来者和无名者，麻婆子不从事劳动（丈夫孟响能挣够两个人的工分），不生儿育女，却以高超的讲故事能力成为豆庄的风云人物。麻婆子讲故事时，听众甚多，“她的屋里常聚着人，和赶庙会差不多”。当过妓女的屈辱经历本会让麻婆子处于伦理劣势，陷入舆论漩涡，她却从不避讳，还把这段经历的所见所闻编成故事，绘声绘色地讲出来。相比之下，祥林嫂以受害者的姿态渴求同情与安慰，反复讲述自己丧子的悲惨遭遇，最终被旁人厌烦，弃之如敝履。麻婆子则充满后现代的游戏精神，以轻松戏谑的口吻来讲述自己的屈辱经历，通过故事化的叙述来实现离间，从而使自己从悲惨回忆中脱身，掌握讲述自己经历的舆论主导权，避免了被传统乡土伦理拒斥的命运。
在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均匮乏的年代，农民为了生存忙于劳作，精神消遣的机会不多，留给农村女性的更是稀少。而且，当时农村妇女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活动空间多数局限在屋里田间，她们眼界受限，只能聊一些家长里短，像麻婆子这样善讲故事的女性在乡村是比较罕见的。麻婆子讲的故事又多又杂，主要包括历史典故、神怪传说以及妓女生涯中的所见所闻。她在豆庄讲了三十五年的故事，几乎没有重复。这对于爱听故事的马秋月来说无疑是天赐良机，“麻婆子的故事如同美食，尤其是马秋月这样的痴子，如果能听故事，宁可饿着肚子”。故事激发了马秋月的想象力，让她暂时脱离现实的劳苦穷困，遁入轻灵的想象世界：她沉浸在麻婆子的讲述之中，“有时数分钟甚至几秒内历经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时间如弹簧，伸缩间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听故事拓展了她的人生体验，有限的生命仿佛被延长数倍：“在虚幻的世界中，她坐过八抬大轿，也曾流落街头，她的身份变来换去，那要看麻婆子讲了什么。”刚开始，马秋月还想着“沉湎其中没什么不可以，终究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她进得去出得来”，然而，当麻婆子的故事正好击中她的心事后，马秋月就时常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套入故事之中，陷入对“龙凤胎相克”的焦虑和恐惧。她开始频繁梦游，在梦中追踪一只“下凡的玉兔”。
从精神分析角度来看，马秋月的梦游行为是在释放潜意识中的焦虑情绪。胡学文细腻地描写了马秋月在遭遇种种生活不顺时的纠结、焦虑以及自我压抑：她担心朱灯朱红这对龙凤胎兄妹会像故事所言那样相克，却又为自己重男轻女之举对朱红满怀愧疚；面对丈夫跟其他女人搞暧昧的闲话，她万分焦虑却不知所措；面对三儿朱丹是野种的传言，她也一度陷入自证困境，精神内耗……这些忧虑一方面出自她对儿女和丈夫的爱，另一方面源自“妻子”和“母亲”身份所带来的责任压力。马秋月按照“贤妻良母”的传统要求规训自我，压抑着自身的精神渴望，委曲求全，左右为难，承受着巨大精神压力。在鲁迅的《奔月》中，嫦娥不满于家庭生活的匮乏无趣，吃下灵药奔向月球。生性浪漫，喜欢幻想的马秋月恰似跌落凡尘的嫦娥，现实的繁重与忧虑使她渴望回归象征着自由轻盈的月亮。故事能给她短暂的精神自由和安宁，但也容易引发她对现实的焦虑。梦中的玉兔寓示着回归精神家园的道路，因此马秋月在梦游中执着地追寻它。小说从马秋月梦游追玉兔开始，又以马秋月捉到白兔作结，伸向梦境虚空的精神求索最终撞进温暖踏实的现实怀抱中，人物之间的温情自然流露，如菩提盛开，给马秋月这类经受诸多精神苦难的乡土女性带来如愿的慰藉。
三
有意思的是，马秋月的无心之言让大有媳妇决心去挖掘麻婆子闭口不谈的身世秘密，讲闲话者与讲故事者进行了一场接触和交锋。大有媳妇想通过送礼来利诱麻婆子说出身世秘密，麻婆子则爽快地用编造嫁接的故事回应她。流言闲话滋生于欲盖弥彰的遮掩，敞开的态度摧毁了讲闲话者的窥视快感，纯粹而平实的虚构又进一步消解了讲闲话者所青睐的虚实暧昧，让闲话失去了传播的动力。大有媳妇曾试图从可信度来证明“传闲”优于“讲古”：“她讲的是老古，谁知道真假？我说的都是你认识的，就算不认识也听说过。”本雅明曾区分过信息（information）与故事（story）的区别：“信息来自旁近”，常常“声称它可以立即证实”③，但“信息的时效超不过它之所以为‘新’的那一刻”④；故事则不消耗自己，“它存储、集中自己的能量，即使在漫长的时间以后，还可以释放出来”⑤。相对于闲话，马秋月更喜欢故事，认为“麻婆子讲的虽然久远，但每个故事都像种子，落进肚子里能发芽，大有女人扯的闲不过是花瓣，转瞬枯萎，存不住的”。闲话在本质上仍是本雅明所说的“消息”，时效极短，往往只存活在刚开始被讲述的那一刻，让说闲话的人逞一时口舌之快；故事则更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好的故事甚至会随着时间的积累不断发展，所包含的意蕴也更加绵长。同时，故事在本质上是抵制闲言化的，因为故事不同于碎片化的流言闲话，它有自身的结构和节奏。因此善讲闲话的大有媳妇转述麻婆子的故事时常常只能讲个轮廓大概，“香气弥漫的花朵到她嘴里便成了干枯的碎片，自个儿也说糟蹋了”。善讲闲言的大有媳妇没能掌握讲故事的精妙。
故事抗拒闲言化，但闲言却有可能发展成故事。“语言是谣言的载体，故事是谣言的变体”⑥，当流言闲话凭借其丰富的情感寓意和传奇色彩经受时间考验而流传下来时，流言闲话便发展成了故事。纵观大有媳妇讲过的诸多闲话，其中如“龙王爷”与“鱼精”夫妇、灵魂附在猪身上的王壮女人等传言其实已经是很好的故事底子，具有极大的叙事潜力。大有媳妇的闲话与麻婆子讲的故事恰如龙凤图中的龙凤交旋，在小说中穿插交错，震荡共鸣，发出乡土女性的声音，揭示乡土女性的精神面貌，不断扩充着以豆庄为核心的乡土世界。
讲故事在乡土世界中还承载着传递经验与教诲的功能。“讲故事的人从经验——自己的经验或从他人那里听来的经验——中获取他所要讲的故事。他转而又把这种经验转变为听故事的人的经验。”⑦麻婆子的故事越讲越多，而且几乎没有重复，正是她汲取其他经验并加以发挥的成果。虽然麻婆子更加强调讲故事的趣味性，认为故事就是逗乐解闷，图个嘴瘾，但她仍会借故事来启发听众。在讲江心莲与梁尚谷的故事时，她会停下来向听众提问：“孝重要，还是情意重要？”这些提问虽然没有得到听众的当场回答，但已经在听众心里埋下了种子。故事常常包含经验教诲，“任何一个真正的故事，都有一个最本质的特性：无论显白还是隐微，它总要包含有用的东西。这种有用的东西有时可能寓于道德之中；有时可能寓于切实可行的建议之中；有时则寓于格言警句之中。无论何种情况，讲故事的人都会向读者提出忠告。”⑧马秋月爱听故事，也容易接受故事所讲述的道理。每次她因为心中疑虑而请教麻婆子，麻婆子几乎都以讲故事的方式来开导她。故事所包含的经验建议或多或少地给予了马秋月启发和安慰，马秋月因此一直感激和敬重麻婆子。讲故事与听故事让这两个女性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四
纵览《龙凤歌》，闲话让马秋月获取了更多信息，拉近了跟大有媳妇的关系，但也给马秋月带来了精神困扰；故事让马秋月在贫苦中获得精神的慰藉，虽有时也激发了她的焦虑，而她又在故事中获得应对问题的启发和建议。胡学文一方面通过大有媳妇的形象生动展示了“讲闲话”这种传统的乡土女性交流模式，另一方面又借麻婆子与马秋月书写了一种另类的乡土女性交流模式：讲故事与听故事。讲述家长里短、流言蜚语的闲话行为终究是家庭妇女的无聊之举，它清晰地表现了受困于村内屋里的女性如何在重重禁锢和百无聊赖中将自己的才智能力消耗在飞短流长、搬弄是非的狭隘言谈之中，以流言闲话禁锢彼此，并使自己落下“长舌妇”的污名。相比之下，讲故事的女性跳出了狭小的家庭生活，讲述家庭和村庄之外的世界经验，为马秋月这类爱听故事的农村妇女打开了更加开阔的视野。这样的交流关系蕴含着女性自我解放的潜力，女性通过故事连接彼此，从故事中获得应对现实困境的力量。
注释：
①胡学文：《龙凤歌》（上卷），《钟山》2024年第3期。本文作品引文皆据此版本，不再一一出注。
②梅兰：《女性书写的情感结构与情动叙事——评马金莲短篇小说〈一碗水〉》，《长江文艺》2025年第2期。
③④⑤⑦⑧[德]瓦尔特·本雅明：《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增订本），李茂增、苏仲乐译，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第85页，第86页，第86页，第84页，第83页。
⑥田凌云：《胡学文〈龙凤歌〉的两性觉醒与命运突围》，《当代文坛》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