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水鱼》以诗意的笔法讲述李氏家族五代的帝王梦，时间跨越百年，空间涉及长江中下游的海陆，充满先锋意味的叙事意在探讨现实与荒诞的界限，考量历史的实相与虚相，反思爱情与革命的限度，并以在路上的姿态引发关于人类生存状态的形而上思考，也一并塑造了这部小说流动的美学风貌以及另类南方的精神骨骼。家族史和国族史的互渗使这部40万字的长篇具有穿透历史与现实的精神动能，看似滑稽、可笑乃至于荒诞的情节之下，不乏作者看取历史与现实的深邃目光与悲悯情怀。小说前页所附《普贤菩萨警众偈》正可视为小说的精神题解，“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生存发出的警示成为惘惘的威胁，少水鱼恰是对众生生命状态的譬喻，也与庶民被大时代战争暴力裹挟的处境一致。作者以少水鱼比附庶民遭遇但又荡开一笔，人物的揭竿而起意味着别求出路，如此，所谓的荒诞帝王梦既是匹夫的无知之举，也成为民间抗议的一种声音表达。反抗导致了逃亡并促成了新唐王国子民持续的迁徙，使流动成为小说的美学特质。充斥于流徙途中的爱欲与被歼灭的威胁辐辏一处，人性的幽微与复杂给新唐这一梦幻王国平添了现实的维度。从乐坝的定居到梅林的发现，现代化的逼近使新唐人再度举起义旗，重新踏上寻找桃花源的未知路途，寻找原乡的行为也使这部如作者所言具备“纯南方气质”的小说跃出了当下热络的“新南方”谱系，并且折射出充满存在主义哲学思辨意味的“另类的南方”的新图景。
一、流动状态：从叙事到故事
《少水鱼》的写作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延宕，小说落款提及1995年冬天于乌鲁木齐留下初始写作残稿，2023年，改定于成都牧马山，依作者记录，写作过程中至少留下9稿。小说写作这一行为本身便发生于时间与空间的流动之中，于长时段的时间线条内最终完成的写作，如新唐王国一般同样有着漫长的时空迁徙经历，或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文本内外的呼应。作者自述，“这部小说所呈现的都是新的语言、结构、时空和想象。”①相比于作者此前的长篇小说《激情王国》《我的绝代佳人》《白山》等，《少水鱼》以新唐王国的建立与逃亡这一充满荒诞色彩的故事，以贴近又疏离于主流历史之外的手法，写出人性的复杂幽微与历史的多面多声，加之，小说充满先锋意味的叙事形态，确然呈现了新的时空与想象，新的语言与结构。
《少水鱼》全书共设七章，除开卷“引章”与收尾“结语”外，小说主体部分以“金”“木”“水”“土”“火”五元素命名。作者令小说人物轮番出场充当故事叙事者，显示出对于话语讲述权力的出让，不同声音组成的多元故事声调形成了充满着民间性意味的美学形态。小说引章中，“还得从新唐皇帝李宗羲第一次死而复活的事说起。”②一句便已使小说的“后设叙事”构造浮现于读者眼前。第一层叙事以我的视角讲述李宗羲因床第之事濒死而还魂的故事，以此戏谑所谓的皇家庄严，属于对于新唐国众人迁徙故事的倒叙。对于众人叙事是否要原话实录的询问，记录人“我”回答，“既然是历史，肯定要对你们的话进行整理，做适当的加工。”③知识分子对于讲述者口述历史的修饰和增删，不仅蕴含着作者对于书写者修改庶民故事真实面向的讽刺态度，更是提示出当前所呈现的小说文本或是一种不可靠的讲述。对于不可靠叙事提示的先入为主，使接下来由“金”“木”“水”“土”“火”五章组织起来的第二层故事讲述真假难辨，始终笼罩着事件无法完全可信的质疑迷雾。结语部分，作者则施加一记回马枪，点明故事由亡魂所述，并由卢一萍所记录，“他们无需隐晦，因为他们都是亡魂。上述均为亡魂所述。”④相比于知识分子对于历史的修正，已成为亡魂的众人叙述则始终以坦诚的姿态言及他们的欲望、梦想乃至于难解的困惑。第一层叙事自言进行的故事修饰与第二层叙事中确信亡魂讲述的真情表露，使文本形成了真假难辨的叙事张力，并延伸出对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乃至于庙堂与民间的多元辩证思考。
后设叙事的使用令新唐王国的故事出入于虚实之间，《少水鱼》无疑显示出了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某些姿态。小说核心部分的五章由李宗羲、燕古雪、李方吾等人物轮番出场作为故事讲述者，个人视角占据小说一端娓娓道来，看似个人化视角的讲述却又与新唐的故事紧密关联，小说首尾的迁徙情节互相呼应形成闭环，进而使小说的叙事外形状似合抱的花瓣。他们既是叙述人但同时被别人所叙述，双重化的叙事效果给予第二层叙事以足够的自由。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五行之说被用于阐释万物起源与多样的统一，世界即在此种相生相克的作用之下发展演进并且生生不息。卢一萍以五行作为小说叙事章节标题正是别有抱负，“金”讲述新唐王国建立始末，主要讲述人为李家第二代李宗羲和被前者骗至海上的新唐皇后燕古雪，旁及李宗羲父亲李能的故事，他原为乡村郎中，后做端公，虚构族谱和制造血缘，声称为唐代太子李贤之后，以戏班黄袍为龙袍并于集州创立新唐国，50天后被清军剿灭，事败投身白莲教，从集州沿长江流动吴越最后落脚昆山。一则稍显滑稽的新唐开国史却在此后被其后代反复承继，李宗羲故伎重演并在事败之后于岛屿间逃亡，再于荒岛建立不过三人和疆域百亩的新唐。“金”一节中李家建立新唐的梦想被后代继承，作者既以此讽刺无知莽夫的帝王梦，又营造出家族宿命式的轮回困境。以下各章的众人流亡、作战、生死与爱欲的人世瞋痴便都因“金”一章而起而灭。古代思想中五行相生与相克的辨证哲学，与《少水鱼》这样一部讲述草莽人士帝王梦和建国的故事形成呼应。李氏家族的帝王梦与新唐国很难被归于中国历史上草莽皇帝打天下的谱系中，所谓的新唐不过是底层想象中一个虚无缥缈的幻梦或是主体的自我耽溺，这使小说的精神底色仍然落实于乡土大地。小说不乏对于民间旺盛生命力量的发现，五行相生相克却又生生不息的哲学与李家几代海陆流徙、建立家园与再赴征程的精神底色若合符契，并实践了陈思和所言民间藏污纳垢但是又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哲学⑤。《少水鱼》中不难看到作者对于乡土与民间的感情趋近，这也给荒诞的故事平添了民间性的色泽与亮度。
《少水鱼》流动性的美学则不只在于以后设叙事和花瓣式讲述带来的视角更转，新唐王国在长江中下游的迁徙流离也证明着这是一个始终在路上的故事。当流动成为一个王国的常态，便映射出了新唐游离于传统意义王国之外的反常性的存在状态，新唐作为国族的荒谬一面由此得以浮现。李家第二代李宗羲继承父亲志向，在海上重建新唐王国，引来清朝水师围剿，在危急时刻率众于西洞庭湖登岸，而后逃遁于武陵山中，实现了从海洋到陆地的位置移动。随着故事的展开，叙事者转换为李方吾、陆云珠和孟金榜等人，并讲述新唐为躲避追兵深入大山，以及从冬天到春天在山林中跋涉的漫长逃亡旅程，敌人追踪的威胁伴随死亡的恐惧和爱欲的沉沦，不知前路的逃亡旅程给小说增添了存在主义式的困境意味。在“转过第九十七个山嘴”之后，众人终于发现了可作为落脚之处的土地，“一切都是崭新的”的表述以及“几水”“乐坝”的全新命名，表明着这是新唐王国弥赛亚式的新开端。然而，近似于桃花源的乐坝却因为李寥对于林海市的发现逐渐生变，身着中山装、穿黑皮鞋和手拿文明棍的外界人士进入，意味着乐坝自足、自由与自在的时间被切断，森林遭遇砍伐表明乐坝被现代化的步履所碾压，李宗羲杀洋人祭旗，并随即带领新唐开始了再一次的漫长跋涉，预示着他们再次走出了现代化的线性时间，并再度开始追逐从未言及却终存在的未知前方。“人类在心灵的长路上苦苦探寻，永无终点，这就是人类的命运，只不过肉体的安栖稍可慰藉漂泊的灵魂罢了。”⑥新唐皇帝李宗羲的话成为理解《少水鱼》的最好注释，流动和寻找一个不知何所在的未来才是人类的永久性的状态。
从叙事的筋骨到故事的表达，《少水鱼》流动性的美学于焉浮现，流动性意味着不确定，但同时它也是逃离刻板拘束和发现多种可能的力量。这使这样一个以荒诞为底色的新唐建国的故事重叠着关于生死、爱欲、价值与意义等终极性命题的思考。在流动状态中蔓延出的关于革命的初衷与效用、爱欲的沉沦与生命意义的反思，也使小说掩映着对于人性复杂面向的关注。充满梦幻与乌托邦气息的故事之下，更是有着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深切观照。
二、革命、爱欲与历史的重释
如果说，作者此前写作的《激情王国》意在叙述一个诗意王国如何走向溃败，那么《少水鱼》则是接续这种诗意谱系的再出发。诗意的笔触以及“白鸟”“熊”等意象的使用给小说增添了飘渺式的气氛，但是，贯穿小说之中的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清帝退位、军阀割据等中国近代史大事，则使小说被拉回到现实的地面。这提醒读者，这个以荒诞为底色的帝王梦包裹着浓厚的现实主义因子，其中有着作者对于中国百年来历史走向的反身回顾。新唐荒诞的建国故事之中掺杂着战争的暴力、死亡的威胁，伴随着情欲的纠缠以及个人化私欲的作用，这使新唐这样一个看似乌托邦世界的另面——即异托邦的一面得以呈现。对于革命与爱欲的反思也指示着这场建国之梦实则是一场梦魇，作者的历史和人道式的关怀也由此表露。
李家第一代建立新唐举起反对清王朝的大旗，这一反抗的行为在历史学意义上具有积极的正向性价值，但是，建国的目的却翻转了其中的正义意味，小农式的皇帝之梦是新唐建立的促动逻辑，不具备正义的建国初衷在此后漫长迁徙的死亡中得到确证。借助于底层的皇帝之梦，作者达成了对于中国漫长历史中各种异质性力量的审视，并以此反思所谓正义的限度与反抗的意义。经历漫长山林、海洋迁徙的李氏及新唐王朝显示出的强韧生命力之下，却仍然留有着历史演进所必然伴随的暴力、战争与血腥。
《少水鱼》全书的故事中心落实在新唐王国被围捕的流徙之中，作者却有意地避开了血腥暴力，小说并没有直接描绘战争场面的片段，但正是那些以直白笔法交待的无声无息的死亡事件，较之于大场面的作战更富于穿透纸背与引人深思的力量。小说不仅写出了千百年来庶民一贯遭受损害的遭遇，而且也以此质疑所谓王朝建立的正义性。
死亡贯穿于小说的始终，第一代李能的皇帝梦碎带来的是家中八口人被砍头的结果，李宗羲在遭受官兵海上围剿时导致燕古雪等人的死亡，在大山深处逃亡之时张屠户、李绍文和其他不知名者接连死去。个人的皇帝之梦直接导致了群体的无辜丧命，不禁使人发现个人的一己私欲如何成为毁灭性的力量，并间接造成他者生命丧失的后果。小说中的一段叙述颇可得见作者对此的观感。“为了新唐，朕也算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无数人为之血洒疆场，朕也做出了巨大牺牲。”⑦新唐皇帝李宗羲的叙述充满了英雄主义式的气概，然而，建立王朝却并非出于集体生活的正义追求，反而出自于付出-收获的商品化规则。“但朕义无反顾，因为朕知道，要做皇帝，就得这样，这如同开店做生意，开始可能亏损巨大，甚至血本无归，可一旦成功，所获就是整个天下。”⑧所谓的革命带来无数生命的逝去，而最终的目的则是建立一个一人称帝的封建帝国，服从的是不做亏本买卖的商业逻辑，也可见这场帝王梦的滑稽。作者以此戏谑革命的正义，反思宏大叙事的虚伪，当建立王国的意义被狭窄化为服务于个人的权力私欲，也使这场帝王梦成为黄粱一梦式的闹剧。
新唐王国的建立始末给《少水鱼》披上了历史的晦暗包袱，但小说中对于爱情的书写笔调则承袭作者此前创作的诗意谱系。如作者所言，“小说虽然有一个流徙的背景，其实，这还是部爱情小说，有不少情爱的描写。”⑨爱情故事呈现出人物复杂的爱欲世界，不仅为逃亡的人物提供情感慰藉，并成为某些隔断性的舒缓时刻。
《少水鱼》中的许多爱情都属于超越于礼俗世界范畴的关系，从这一角度反而见到不被常理与常规塑造的人性自然欲望。李方吾心仪从鄂西俘虏回的旦角林景芳，但是后者却对李方吾之父李宗羲情根深种。孟金榜一行在寻找李宗羲率领的队伍时被森林所围困，陷入缺衣少食的生存困境，但小说中提及孟金榜爱恋陆云珠的情节，则以布满抒情意味的表述切断前述生存的难题。“林风从已经变得很遥远的南方带来了初春的花香，是还没有开败的冬梅的，是迎春的、杜鹃的、瑞香的、山茶的、玉兰的……花香。”⑩爱情成为了逃亡路途上的某些安慰性力量，用以调和战争的暴力与历史的虚与委蛇。作为东王妃的陆云珠喜欢孟金榜，但同样心仪李绍谋，她自言，个人无法完全属于一个人的爱情，也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表现。李娥儿身怀他人孩子，但仍旧被朱征远爱恋，二人的心意相通也使逃亡旅程多了许多诗意的时刻，“新鲜的阳光照在森林上面，透进森林里的光束五彩缤纷，不停地有鸟儿从光束里飞过，留下一串鸟鸣。”⑪爱情的抚慰消灭了孤独和不知前路的恐惧感，相比于不切实际的帝王梦，爱情感觉的涌动将人物拉回了真实的人间。
事关新唐的革命故事与天然本真的爱欲书写构成了荒诞与抒情的辩证结构，潜藏于其下的观念逻辑则是作者一以贯之的写作主旨，“更深入地探索人性的幽微，表现我们所处世界的荒诞。”⑫如果说革命的故事折射出新唐这一虚拟王国仍旧携带着过往革命史的血腥、暴力与残杀，是一个异托邦的世界；那么爱情则指向着新唐内部的自由、平等乃至于超越于常规与传统的束缚，并且又不乏活泼与自然的乌托邦气质。异托邦与乌托邦的缠绕成为小说故事演进的动力来源，也使《少水鱼》这样一则以新唐立国为叙事主线的故事成为不折不扣的新历史叙事。
若干年后，由官方撰述的《集州文史》第三期“新唐专辑”部分将新唐的故事主调定位于“反帝反封建的先锋”，这样一种单调化的叙事方式无疑意味着正史对于新唐故事的收编，同时也导致了对于民间历史复杂性的斫伤。而对于革命故事藏污纳垢和充满个人化欲望的呈现，以及对于自由爱情与爱欲的表达，则无疑指向着一个多元立体的新唐王国的身影。《少水鱼》的故事正是对于历史的一次重释，小说记录下了一群底层小人物天真而草率的建国历史，也记录下那些自由奔放的原始情感，发掘出来自于乡村、民间的生机和力量，荒诞的帝王梦之下也不乏坚韧、刻苦与百折不挠的中国式品格。由此，《少水鱼》这部跨越百年看似荒诞的小说便有了足以与正史对话的意义。
三、寻找桃花源与另类的南方
《少水鱼》后半部分，众人终于找到似被神灵遗忘的仙境，取名乐坝并在此安居，乐坝与世隔绝又自给自足，成为远离于尘世的桃花源，小说前半部分新唐荒谬的建国梦至此规避了政治，并且走入了中国隐逸传统的谱系。寻找桃花源的理想主义行为稀释了政治迷梦的浓度，使得这场关于迁徙与流亡、官方与民间、成王与败寇的故事多了对于人之存在状态的形而上思考，由此，《少水鱼》所呈现的南方故事便也多了“另类的南方”的精神特质。
《少水鱼》叙述匹夫草莽的帝王梦，以历史的事件做注给予小说现实主义的创作底色，不乏诗意的笔触与瑰丽的文学想象则又使小说显示出浪漫主义的色泽，并达成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和谐交融。现实与浪漫的光影折射出关于生存、宿命、未来与轮回等关涉人类生命维度的思考，就小说的精神根底而言，《少水鱼》实则是一则关于跋涉与寻找原乡的历史寓言。流动成为新唐的日常状态，以此组织起来的行动版图勾勒出新唐王国在长江中下游的行走轨迹，可以说这是一场失败者的大逃亡，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不乏是一次走向未来的寻找。小说的浪漫主义奠定了它对于陆地景观的诗意笔调，同样勾画出浓墨重彩的海洋景象。这使《少水鱼》氤氲着南方的迷离雾气并具有了海洋性的文本特征，而海洋性正是近期热络的“新南方写作”的重点词汇，这也提示着卢一萍的《少水鱼》与“新南方写作”在内在精神上的某种默契。然而，《少水鱼》中的长江中下游这一地理区域以及颇具南方气质的笔调、气氛，与“新南方写作”这一名词有着某些方面的吻合，但相比于“新南方写作”中那个相对实体化的南方所指符号，《少水鱼》中的南方既指向长江中下游这一实体化的地理坐标，更是带有存在主义式的事关生命、死亡和未来的哲学化思考，这使《少水鱼》中的南方具备了“另类的”气质。
新唐起事的失败导致了民众流离于陆地和海洋之间的流动状态，这种流动既是出于政治之故的被动逃亡，但也有着形而上的寻找未来的意味。无论是在海上李宗羲以船为国的集聚，还是经历山林中行走而后以“乐坝”为驻扎地的选择，新唐所在的空间皆是近乎与世隔绝的化外之地，类似于走出红尘之外的虚幻世界。而在新唐领土之外的林海城乃至其他区域充斥着妓院、鸦片馆，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俗世世界。两种有意味的空间对比也顺势推出了小说中两种有意味的时间，在新唐世界内部时间仿若停止，而林海从集镇到市的转变则说明新唐之外的世界正处于现代化席卷的加速时代。隔绝的空间和停滞的时间显示出新唐走出俗世和拒绝现代化的姿态，充满着近似于乌有之地的意味。在某种意义上，这使建国的荒唐政治迷梦与桃花源式的隐士理想辐辏一处，并成为作者回眸历史与反思当下、探究集体意志与回顾个体价值的有意味的结构。
然而，发展的大潮袭来并打开了乐坝的边界，李寥发现林海并娶外人梅枝为妻实则已经预示着乐坝的世界发生了改变，新唐自身的运行逻辑则在现代性步伐的加快中被打破。当外界的伐木声、开矿的炮声传入乐坝，正提示着外部力量对于新唐乌托邦发出的威胁。如果说，曾经新唐所要对抗的是如清朝一般的封建帝国，那么现在则是中华民国体制下的现代化潮流。而当新唐中的年轻人对外面世界跃跃欲试并成为矿工、伐木工人、筑路工人之时，则确认着乐坝这一新唐自我建立的乌托邦世界的最终溃败。
在《少水鱼》一书的结局部分，李宗羲杀洋人祭旗而引来刘大帅的围剿后，促使新唐再次踏上了新的远征，乐坝并非这场荒诞建国梦的终点，新一轮的迁徙意味着原乡正在尚不可知的前方。在若干年之后，聚集乐坝许久的新唐后人声称将再度以集州、壁州和巴州为据点，企图最后占领汉中并且逐鹿中原，则意味着昔日故事的卷土重来。上述地点正是李家第一代皇帝之梦开启的地方，这提示着新唐的故事至此达成闭环，开始了再一轮的事关寻找的重复与循环。
如此，新唐时间感的丧失则不止于前文所言的停滞，还在于它的轮回。虽然后代在不断长大，但是皇帝李宗羲却是永远的老而不死，这本身便是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李宗羲正是中国百年尾大不掉的古旧思想的化身。新唐是主动也是被弃置于正常时间脉络之外的一种存在，在已然步入民国时期的现代化时代，新唐仍以昔日的措辞宣誓其不变的理想，颇显示出滑稽乃至于不和谐于时代律动的意味，始终生活于自身的逻辑之下也同时使他们隔绝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之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闭塞式生活使乐坝或是新唐既是乌托邦，但也注定了它将会成为历史大书中某种被遗忘的存在，或是于夹缝中被诠释的虚无缥缈的神话，并成为被史书随意点染和塑造的一则小故事。这不免使人发出终极的质疑，建立新唐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小说中对此全然无交待，李宗羲与众人只是不断地重复着这样的一个国族迷梦，却似乎从未探究他们选择与行动为了什么，意义与价值又在何处。因而，出走和寻找的过程似乎比原因与结局重要得多，而意义便也产生于行动的过程中。
新唐王国百年来自陆地至海上再返归陆地的行旅本身便是一次次的在路上，乐坝只是一时的栖居地，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桃花源，所有的停留都只是暂时性地休憩和驻扎，而原乡则在并不知道何时可以抵达的远方，寻找才是这个故事的终极意义。但是，当时移世易和时代更迭，现代化成为既定的事实而势必给新唐带来更大的难题。在路上的状态使整个文本实际上从未抵达最后的结局时刻，寻找的故事则处于永久性地延宕之中。恰如小说主体部分占据巨大篇幅的逃亡经历，在如迷宫一般的森林里兜兜转转，向不知未来的前方行进，也恰是对人类生存处境的隐喻。
卢一萍自言希望写一部充满南方气质的小说，《少水鱼》中的长江中下游的地理版图，以及充溢于小说中的山川草木与海洋河流发散出了南方的味道，确实显示出强烈的“南方气质”。
近年来，以南方为故事场域的小说写作势头强劲，学者杨庆祥以“新南方写作”这一命名意在给这股写作思潮进行文学史意义的定位。他将“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经典性”作为“新南方写作”的理想特质，以上特质在《少水鱼》中几乎都有所表现。杨庆祥进一步指出，“新南方应该指那些在地缘上更具有不确定和异质性的地理区域，他们与北方或者其他区域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对峙’。”⑬杨庆祥对于新南方地理区域异质性的理解落实于实体的空间，而卢一萍笔下的南方则既是实体的地理坐标，又是立足于浪漫主义写作笔法之上的一个虚拟的南方。相比于实体化的南方地理方位，《少水鱼》更为关注的是人物在南方漫游，寻找原乡的在路上的存在状态，行走这一行为就是故事意义的本身。
结局的开放性使卢一萍《少水鱼》中的南方多了高蹈式的特质，所指向的是一种存在主义视域下的南方，因而显示出了既契合于“新南方写作”的特质，又有作者个人意志存在的“另类的南方”。《少水鱼》中营构出的“另类南方”指向的正是对人类生存与意义这一终极命题的思索。小说中，新唐再赴征程的开放式结局提示着故事的未完成，也同时预示着这一南方故事所具有的持续性的张力。
注释：
①⑨⑫卢一萍：《我想写一部纯南方气质的小说：关于长篇小说〈少水鱼〉的创作谈》，《城市地理》2023年第11期。
②③④⑥⑦⑧⑩⑪卢一萍：《少水鱼》，百花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9页，第20页，第537页，第198页，第76页，第76页，第107页，第159页。
⑤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3页。
⑬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