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万莹的首部小说集《岛屿的厝》，记录其家乡鼓浪屿。主流媒体多以“强烈地域性”概括龚万莹的写作风格，引发讨论。或许标题的“厝”字，及部分闽南方言书写所造成的烟雾，会使读者不由自主就把小说思想感情套入“乡愁”“离散”或“怀旧”这类古老范式中。不过，亦有论者注意到《岛》更为微妙的情感层次，如杨庆祥以“温柔”“呵护”和“梦幻”形容《岛》的叙事基调。①所谓“温柔”与“呵护”的母性气质，透露出一定程度的文化中心意识。叙事者似悬于海岛上空温情守候，静静包容着人事的波动。这即是说，《岛》并非来自远方游子的离乡情愁，而是自母亲视角的关怀：看着一批批孩子们的成长、离去与归来；注视着外商、旅客熙攘往来、离散相聚；见证岛屿在时间流变中建构、重整、不断再生。而“梦幻”，则指向虚构与想象的叙事特质：小说写“厝”的记忆总是似真似假，如梦如幻，又“似乎跟我（叙事者）没什么关系”——那是大人们的事情；②相反，大量笔墨投注之处，则是岛民守望相助的当下与未来。有鉴于此，本文认为小说主题仍有商榷空间。如若这是一部书写“地域性”的怀乡之作，为何龚要以如此形式消解家乡历史，并与其“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③而若非怀乡，那么种种浓厚的文化情感线索，又将通往何处？下文将试图就此二问题而论，以论述《岛》所带来的文学突破与当代意义。
一、人在厝中居：岛屿叙事的消解与重建
（一）消解文化：历史主体的“暧昧性”与“多义性”
“厝”为全集核心意象。作为闽南方言的“厝”指涉该地区“房檐翘角、海浪型屋顶、天井红砖地面”的传统建筑，在此充当文化符号，既凭其空间属性构建闽南文化的主体性，也以神秘异质建筑形态承载外来者的文化遐想④。
小说集首篇《大厝雨暝》主要通过老厝四代住民在文化观念上的争锋与交融，映射文外的地域历史流变。“厝”以其“边界”属性将厝内原住民与厝外外来者区隔，正如阿嬷怒斥：“下败！我们家的厝，永远没可能租给那些死外猴啦！”，强烈宣示以“我们”原住民为中心的闽南文化主体性。这种表述有如：“我们岛”“我们家”等，该主体性借由多种地域特质显化：语言方面，阿嬷“下败”“歹势”的俗语骂喊，与禾鹭所用之“吃饱闲闲”或“婚飞”等在地普通话生动交织；物象方面，“乐百氏”“铁盒曲奇饼”“不求人”和“麦芽糖”等地方产品承载原住民集体记忆，以强化闽南文化身份认同；而文中潮湿闷热的台风季候，以及“芒果树”和“黄金榕”等乡土植物，则鲜明立体地形塑了闽南独特的地理风貌，使这一文化主体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独立性和排他性。
然而，该文化主体却还是被作者塑造得颇为暧昧。且不论方言或文化符号更像点缀，并不具有推动情节的功能；更为诡异的是，比起誓死捍卫边界，作者更像是在不断消解闽南文化的神秘性。尽管小说确实满足了部分读者的异乡情怀，令这个岛上不多的“闽南老宅”符号被游客“冲进来探头探脑”窥探一二，但实际情况是阿嬷只在游客来时才故意说闽南话。而且，这个作为文化意象的祖辈老厝，实因失修而严重影响原住民日常生活；祖辈所植之土产芒果树，更招致无数“蚂蚁、白蚁、果蝇还有蟑螂”在其遗照旁“兴风作浪”，讽刺感不言而喻。于父辈而言，这些所谓的历史文物“都是垃圾，早该清掉了”；而对孙辈而言只有“实在无聊”时才“去里面翻翻”。因此，老厝倒塌后，众人竟吊诡地迎来生活和生计的大和谐，叙事者更说：“没有树遮挡的天井，每天在阳光里晒着海货，香滚滚。”
那么，作者是怎样经营闽南历史的呢？实际上，小说通过多处隐喻呈现历史叙事的虚无与荒谬。以《菜市钟声》为例，“在新中国成立后捐给了国家”的钟楼，象征宏大而一统的政治时间秩序。定点响起的“报时歌”，不仅规划全岛的运作轨迹，更将原住民生活纳入特定历史意义之中——“一直以来，给岛上时间划范围的就是这只钟。”但作者却安排网状的叙事结构，对此单一历史提出质疑，笔下的岛屿故事在九个单篇和十余个人物的视点交锋之中层层推进，历史就像“云层与山峦晦暗不明地交缠”，召唤读者反复推敲以理解多义、流动且充满裂缝的岛屿全貌。同时，作者也借各人物分歧的叙事内容，揭示历史潜在的修辞性质。《菜》的钟楼源起众说纷纭：添丁声称其“本属于……吕宋富商”；妻霞反驳：“什么富商，那时候还是个在街上给人剃头的穷小子”。叙事者添丁、阿霞和水螺各执一词的自我辩护，令历史变得莫衷一是。添丁苦诉正妻的专制，同情富商和外遇者，合理化自身的出轨行径。妻霞则谴责富商的忘恩负义，为正妻鸣不平。第三者水螺想象“女人其实就躲在大钟里，所以富商和时钟都抓不到她”，透露出其恐惧婚姻、向往自由的性格，也为其抛夫弃子的行为提供某种令人同情的缘由。三人借不同侧重点的历史想象，还原岛内某段原住民婚姻轶事的“全貌”，而这段故事继而在其他岛民口中广泛流传、不断变异。⑤如此，人与岛的意义似非源自某种既定的历史真实，而是高度依赖叙事者不断生成的立场和修辞。然而，这就使得“历史”具有相当程度的危险性，极易造成意义的扭曲与误认。《浓雾戏台》因此诞生一段最终幻灭的暗恋；《夜海皇帝鱼》里，玉兔也因相似缘由“突然发现爸爸其实一直都是另外一个人”。故此，《菜》结尾可被视为对既定历史秩序的消解：“钟声哑掉之后，人们才发现根本不需要它”。当孙辈欲破解意义之谜而拆钟，才惊觉其中空无一物。或许，意义从不由宏大的历史钟声赋予，而是出现在每一个“当下”，由生活于此的人不断讲述、重构，并始终向歧义与诠释敞开。
（二）重建文化：闽南文化的“当下性”和“成长性”
由上可见，作者似无意设计一则静止的闽南神话，而更希望呈现一种始终处于生成状态中的海岛文化。正如《岛》每篇都跨越时间维度，将叙事重心放在当下持续发生的、动态的重构过程中：孙辈小菲、玉兔等人的成长并不止步于童年创伤，而是持续走向父母离异、再婚，求学与工作之后的人生；祖辈妙香和油葱越过了年少遗憾，后在晚年得以相伴共死；就连父辈阿霞与添丁后来也打破陈见，达成某程度的妥协。似乎在作者笔下，岛屿犹如仍在成长的幼苗，故事“还没有完”，也“总是说不完”。
闽南文化的成长性或可归因于岛民对内不畏变革的自我更新意识，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吸纳意识。外力的介入固然改变岛屿的部分形态，其意义却并非总是负面的，这在小说中成为文化自我更新的契机。开篇《大厝雨暝》，大厝既因台风损毁倒塌，却也因此重修、活化，走向新生。末篇《出山》进一步拓展这个观点，叙事者频频提起“岛屿上许多事情都变了”。但也正是拆房迁厂的政策变动，原住民油葱才可转行殡仪业务，才有了后续相聚团圆的故事。可见，作者无意于感伤旧日辉煌，始终从实用性和实践性两方面，探索闽南文化自我延续的可能性。观现实鼓浪屿之厝，便是在旧基上筑起新墙而重获新生；作者也借契诃夫《旧房》“旧房得拆掉，好在原地造新房”和“树头站乎在，不惊树尾作风台”的闽南俗语，点出文化传承的真谛并非固守原貌，而是在变动中存续根基，在更新中延续生命。
对于外来入侵文化，作者与其笔下闽南住民并不执着于捍卫自身文化边界。当“外地导游……说出各种历史介绍”的情节，尽管原住民阿嬷“听得直撇嘴”，但她即令孙女学习并转述导游台词。诚然政策变更或文化涌入难以抵挡，但原住民兼收并蓄的吸纳策略，使其能有机融合外来文化，活化自身。《出》中闽南殡仪文化的成长性，便体现在原住民油葱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上：纸扎以希腊神话“Hades”命名，造型上结合了西方流行文化；融合基督教习俗，请唱诗班做林校长的安息礼拜；请孙女协助翻译英文，更不避讳孙女学习海外文化……其他线索如流动、多元的人口结构，对各地饮食文化和建筑风格的融合等，足见闽南文化或本就是由原住民与外来者、域内与域外持续互动、共同建构的后天产物。正如原住民妙香所说：“很多东西炖一炖，混一混，也就咽下去了，还很好吃，发出一种互相配搭的香味”，深植于闽南日常生活中的融合意识，似更聚焦于当下、可持续的文化发展。这不仅拓宽其内涵和边界，更能在混杂与再生中实现意义的倍增⑥。
二、岛是海中厝：未来的文化叙事路径
（一）时间、生死与海洋：最大公约数情感
2024年，以殡仪文化贯穿始终的《出山》，入围收获文学榜，并荣获第八届郁达夫文学奖。小说以“出山”（闽南语，意即出殡）命题，顾名思义为摆脱旧状而迈向新境界。油葱言“死不言死”，死亡在小说中被赋予超终结、跨时间的意味，如小菲说：“知死，是时间的开始”，“死亡成了爬出子宫、跃出产道的新生契机”。在闽南人看来，死亡是生命的延续，而非是需忌讳的说法。《大厝雨暝》的阿嬷更提前买好墓地，携孙女来看，说：“在咱闽南，提前买好墓地是好代志”，正是该生命观的体现。生死无常，但祸福相依。文中生命、死亡、平安、未来等词紧密交织，相辅相成；文中葬礼是“死的朋友，在他人的回忆中慢慢活过来”，可见死亡实被作者赋予重生甚至永生的意义。
死亡以其普适性和包容性，构成小说集核心的问题意识，成为文化破线、新生的契机。小说的死亡打破年龄、阅历、财富或地位的悬殊，殊途的人因死而同归；而葬礼则可凝聚“失散的人”，打破“陌生人、相熟的人、中国人、外国人”之旧日陈见，破除距离、种族、语言、政治或社会体系等后天隔阂，回归到人的本位。小菲和德国夫妇因死亡的契机相知、共情、互助，达成跨种族的情谊，治丧过程亦涉及文化的交换及吸纳。由此我们不难察觉，似乎并非历史符号或地域元素在推动小说情节发展，小说真正无法删去、不可或缺的部分，正是上述以闽南为中心折射出去的，人类共通的普世处境及情感。小菲“如果各人活的时间都有限，就不要互相限制太多”之语有着母亲般的胸怀，成就小说整体的闽南文化气质，如金理所评：“在特殊与普遍、过往与当下、个我与社群的辩证间，抵达了人类共通的生存境遇”⑦，似透露作者欲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适性，作串联海域板块、吸纳对岸文化的契机。
相似的创作题材，对其他海域地区的读者而言似乎并不陌生，如香港电影《破地狱》（2024）、香港作家西西的小说《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1983）、台湾电影《头七》（2022）、《咒》（2022）等，也都以地域性的殡仪习俗为题材而闻名海外；上世纪台湾乡土文学论战始，台官方也有意将本土闽南文化输出海外，如李昂《杀夫》（1983）的拜拜习俗、《迷园》（1990）的家族史记忆书写、《鸳鸯春膳》（2007）的闽南膳食文化，持续获得海外学者关注；对于《岛》温润潮湿的情感表达方式，作者亦坦言吸纳南洋作家黄锦树的风格；⑧同时，《浮梦芒果树》和《浓雾戏台》的植物叙事者，更令人联想到彼岸吴明益的自然书写。不过，相比起其他海域地区文学的离散与焦虑，作者的写法显然流露着立足某种文化中心的从容与亲切，像从母亲视角投射出的温情目光，静静守候远方终将归来的“游子”。
实际上，比起写实或追忆故乡，龚万莹直言写作是在“虚构”：《岛屿的厝》是“在脑海中重新创造一座岛屿”，以小说建立“梦”的桥梁，为连系“两代以上的记忆”和分歧。⑨这个虚构的桥梁，除上文提及的普适性外，还有杨庆祥所述之“海洋性”⑩。小说写海域“都是相连的”，而“海水……离岸后可以去任何地方”，像默默放置黑塞的脚注：“全世界的水都会重逢，北冰洋与尼罗河会在湿云中交融……即使漫游，每条路也都会带我们归家”⑪，同章关键字亦包括本文提及的“南方”和“重生”，⑫该世界视野或隐含龚对其他海域文化破线的期许。
以短篇《送王船》为例，小说讲述两兄弟误闯王船幻梦而冰释前嫌，似映照现实海域间的嫌隙，或可因叙事桥梁而得以消解。此篇命题为“送王船”颇有深意。“送王船”为闽南风俗活动——该地区每三年择吉日把守护神“王爷”请上自制王船，放其出海巡游，为民驱灾祈福。该仪式通常包括造船、游船和烧船三个环节。值得注意的是，王船出海有着跨海域的流动性，如小说写：“王船都是‘游地河’……许多王船漂到台湾，那边人就会在船靠岸处建座庙”。据历史记载，泉州富美宫所送出的王船中，有十余艘曾漂抵具相同闽南信仰的台湾沿岸。⑬当地村民向王船焚香顶礼，迎请王爷牌位入庙，并完成烧王船仪式。我们可以看到，叙事者借“送王船”这一海洋习俗，试图超越后天形成的意识形态隔阂，重新唤醒对岸闽南同胞的共同血脉记忆，召唤其重返更大的文化根基（归家）。同时，这也令人联想到作者不久前的“跨海认亲”事件：2024年12月马来西亚“新南方与新南洋”对话会上，作者以家谱诗句与马来西亚籍作家龚万辉（堂哥）相认。至今，两人仍在社交平台上推介对方的作品，延续这场因文学与血脉交织而成的跨海对话。对作者来说，其他海域像“一个离去的、远处的亲人”，⑭因而有意将台湾和南洋设置为鼓浪屿的镜像对照⑮，如《出山》中台湾的商人“头家”身份及“花叶繁复纠缠”的衣着，映射彼时台湾等地与大陆的差异。但是，台商赵保罗与原住民慧琴的结合，却也暗示超地域情感连结的可能；而在《鲸路》里，宝如夫妻更“爱去台湾，因为说话能通，东西也能吃。所以一年的时间，去了三次”，也进一步以日常经验呈现出海洋地区在语言、饮食文化上的亲缘性。如此一来，龚万莹的闽南书写提供了一种更具开放性、生长性与超地域性的文学表达方式及文化想象可能，使我们得以借其笔下的鼓浪屿，跨越海岸线，看到更远的远方；同时，闽南文化亦能借其叙事，构建起更具包容性的南方想象版图，而得到文化再生的机遇。
（二）超越界限：《岛屿的厝》与新南方的对视
由上述文本分析，我们可回到目前对龚万莹及其小说的评论中。《岛屿之厝》甫一发表，张清华便以浓厚“地方性”定位小说主旨。其文论中几个高亮关键词频现，如“南方腔调”“区域性”“方言”书写等⑯。但当我们谈到“地方性”“区域”文学等概念，往往一并意味对域外文化的排他心态。譬如近年来，“铁西三剑客”以东北世纪末的罪案记忆，感伤城市没落与父辈衰颓；金宇澄索性直接以沪语哀悼上海的旧日繁华。可见，地方文学始终是以抗拒“同一性”为终极目标⑰，一方面通过彰显其异殊的文化、经济、地理及政治空间记忆，满足游客凝视而大放异彩；另一方面隐晦地为期待读者设置层层叠叠的文化、历史，甚至是语言壁垒，使“外来”读者难以轻易窥见更多观光景点而心生神秘。基于此，张清华继而谈到龚笔下的“南方之南”乃至整个“新南方写作”的困境，即在试图融入公共叙事规范的过程中，“地方性”的特质逐渐自我消解，难逃被主流叙事版图“归化”的命运。然正如上文所述，龚万莹及其小说是否意在表露该种地域性特质，又是否需要被“归化”，实待商榷。
围绕“新南方写作”的讨论早于2021年开启。杨庆祥率先嗅出“新南方写作”的“绝对差异性”，言：“如果南方代表了某种包容和多元的结构，那么，它就不应该是作为北方的对照物而存在并产生意义，南方不应该是北方的进化论或者离散论意义上的存在”⑱。其后，陈培浩补充了“新南方写作”的“生成性”是“不断自我反思、自我更新和自我创生的活力装置”。“新南方写作”也是“‘新’南方写作”！“‘新’作为汉语文学一种永恒的自新实践，不是静态的、形容词性的，而是动词性的。”⑲关于新南方的论述大可总结为三点：一，“新南方写作”具有绝对的文化独立性，并不适合相对于北方或其他文化而论；二，“新南方”论述所强调的时间性并不在于“过去”，而是在于“现在”到“未来”的“生成”过程；三，“新南方”论述的地理性，或非拘囿于大陆“南方之南”的一个固定方位，而是跨越了海岸线，并关注海域板块之间动态的摩擦与交融。从上述讨论中，不难看出龚万莹小说、“新南方写作”和地方文学本质上的区别。相较于沪语、东北文学对其地域主体性存在的不断强调，以龚万莹为例的“新南方”作者里，更多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主动去吸纳、收编或约化种种外来的差异或变迁，而非固守永恒不变的地方性记忆。
如果活化闽南文化是龚万莹的问题意识，那么杨庆祥等学者提出“新南方书写”概念的问题意识，便是重建某种文化中心，以吸纳并收编跨海域的文学脉络。如王德威上世纪所强调般，乡土文学应具形式上的包容性，而当文学“终能包容这块土地上的种种而非一种现象……文学才能成其大统。”⑳2023年，面对新南方写作以海洋想象突破家乡书写形式的实践，王进而提出文学和文论应有超地域的包容视野，指出：“尽管这一论述的架构希望放大地理视野，超越家国界限，目前所见文字尚不出闽粤桂琼作家的点评……或许假以时日，能有更多发现？如张贵兴、李永平的南洋风景，吴明益、夏曼·蓝波安的地理、海洋书写，董启章、黄碧云的维多利亚港风云，极有特色，可作为研究的起点”，㉑寄愿以新南方为中心的论述或终可跨越边疆，收纳南洋文学、台湾文学、台湾原住民文学，或香港文学等。如此一来，“新南方”论述或可视作当代文论者的宏大民族愿景——以一个来自共同文化“根”源中心的深情召唤，寻求跨海域的共融可能。
2024年，《岛屿之厝》繁中版《鲸路回溯》在台出版，龚万莹说：“《岛屿的厝》版权卖到台湾，我很开心。台湾本是我们这些闽南小孩记忆中的一道亮影……岛屿与岛屿之间，很近也很远，连接着也彼此区隔着。所幸，我们的家乡都浸泡在咸暖的海水中，潮湿是共通的。”㉒一名台籍教师读后回应：“这本书是作者为岛屿、为闽南而写，而生活在台湾这座岛屿的我们，应该也能感同身受。”㉓
由上述的跨海对话可见，龚万莹在《岛》中所呈现的超地域文化对视与融合意识，或正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着新南方论述所期待的这种包容性，并有望成为未来真正“超越家国界限”的宝贵文学起点。㉔
注释：
①③⑨张清华、杨庆祥、陈思、龚万莹：《随身携带一座岛屿——张清华、杨庆祥、陈思、龚万莹共话〈岛屿的厝〉》，《中信大方》（新媒体平台）2024年7月15日。
②龚万莹：《岛屿的厝》，中信出版社2024年版。本文引文均出自该版本，不再另行标注。
④另一方面，据《说文解字》，“厝”古义与殡葬相关，如“浮厝”一词便意指海葬容器，与全集贯穿始终的生死意象相呼应。
⑤孙辈如禾鹭便认为“玉兔妈……是岛上最厉害的女人”，以至于玉兔一开始也认为“爸爸总是不讲话，是被欺负的那个，有时候也帮他爸说两句”，后来在发现情书、与母亲交谈后，事情真相才逐渐浮现；事件在惠琴的视角里则是“阿霞跑去那个女的家里……一路追去嘉兴”；但交谈后才知道，阿霞只因不甘而出门散心。龚万莹：《岛屿的厝》，第29、31页。
⑥此处参考德勒兹的“折曲”学说（folding）。论及主体性的建构过程，德勒兹提出：“思考即是折曲，是将域外倍增为与之共同展延的域内”（“to think is to fold，to double the outside with a coextensive inside”），换言之，不论是岛民的文化更新或龚万莹的文学写作，亦可被视为一种“折曲”的实践：通过将域外政经文元素“折”入域内，主体方可实现域内的增殖与再建构。这一“折曲”过程不仅拓展域内原本的界域之限，更在持续的开放与吸纳中，使主体迈向意义的无限倍增。
⑦收获文学杂志社编：《收获文学榜2023年中短篇小说》，《出山》获奖推荐语，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
⑧⑭此处参考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新南方与新南洋”马中作家对话会文稿（访谈成员包括龚万莹、黎紫书、龚万辉等），参见王頔整理：《当“新南方”的书写者相遇在南洋》，《新华每日电讯》2025年2月14日。
⑩⑱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第51页，第50页。
⑪⑫龚万莹：《出山》，《岛屿的厝》，中信出版社2024年版，第143页；[德]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易海舟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7页，第98-99页。
⑬相关资料《台湾嘉义县东石港先天宫志》有详细记载。
⑮龚万莹自言：“台湾林家花园与鼓浪屿上的菽莊花园，或许也是一座岛与另一座岛的镜像。”龚万莹：《台版后记：岛与岛之间》。
⑯张清华：《南方写作或诗意小说的新型构——关于龚万莹小说的一点感想》，《南方文坛》2025年第1期，第167-171页。
⑰张清华认为新南方写作的核心意义在于“去中心化”，笔者认为该说法有待商榷，详见下文。参见张清华：《南方写作或诗意小说的新型构——关于龚万莹小说的一点感想》，《南方文坛》2025年第1期，第171页。
⑲陈培浩：《“新南方写作”与当代汉语书写的语言危机》，《南方文坛》2023年第2期，第47页。
⑳王德威：《国族论述与乡土修辞》，《书写台湾：文学史、后殖民与后现代》，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㉑王德威：《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廊、风土》，《南方文坛》2023年第1期，第91页。
㉒龚万莹：《台版后记：岛与岛之间》。
㉓陈子梅：《老师评语》，国语文学科中心-高中国文学习网，
https：//cerclearning.tp.edu.tw/classic/datapage/184.
㉔王德威：《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廊、风土》，《南方文坛》2023年第1期，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