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如何进入学者和作家笔下，向来受到关注。钟兆云写项南，便是如此，我也一直期待有加。他最新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公仆榜样》，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为写作此书，钟兆云用了30多年的时间准备。
1989年国庆前后，我在担任福建省“青春·校园·社会”征文比赛评委会主任时，从众多来稿中读到钟兆云的《一个业余记者的暑假》，眼睛为之一亮，和几位评委毫无争议地将其评为一等奖。我看出这位还没迈出大学校园的获奖者是写作的好苗子，但一个文学爱好者且不说走多远，能耐得住细水长流、撑多久都是个问题，何况是他这样一个听说要被召回山区执教的年轻人。
没想到，那个年头让众多有志留城学子叹为“蜀道难”的“定向委培协议”，竟没有成为钟兆云头上的“紧箍咒”，他居然破天荒地留在了省城，还分配到省委某部门。据他后来说，功在文学。他在学生时代就陆续发表了10余万字习作，还挣着稿费读完大学，幸得一位爱才的伯乐高看，得以突破种种险阻，开了彼时福建教育界农村定向委培生改派留省城的先例。这个奇迹，在我当时执教的高校后来也难得一见。何况他是个毫无背景的穷小子，因为高考数学成绩严重拖后腿，在扩招的政策中才得圆大学梦。
此后，兆云一直没有怠慢写作，继续从中汲取力量和智慧，而且得到一等奖征文的指引，深扎纪实题材创作，经多方采访、查阅档案，26岁就出版了《百战将星刘亚楼》，得到海内外报刊同时连载，获得了全国大奖。接着，他又埋头写起16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辜鸿铭》。“省直机关的笔杆子”渐渐有了小名后，几个大部门都向他抛出过橄榄枝，但“虔诚的报恩”想法，让兆云未改门庭，还让人诧异地谢绝了有望调入北京的工作，甘之如饴地留在冷门单位，为的是能不负之前伯乐的期待和看重——这位伯乐曾开诚布公，挖空心思把兆云引进来，就是希望他坐得住冷板凳，日后成为有所作为的党史专家和作家，打开党史宣传和教育的一方天地。他在心底牢牢记住了这些话，虽然他在毕业时省城四家单位都有意录用他，但他一直认为，如果没有这位恩公坚定的决心，只怕自己知难而退、没个下文，谁不知道留城“难于上青天”呢。把他领入门的领导离休后，兆云特作《贵人》一文，感叹并赞美当时的风气之好。我听说这事后，对这位时有接触的后生有点刮目相看，觉得他身上洋溢着客家人的纯朴、实诚、有骨气、重情义等特性；而我的学生中，也有不少与兆云同龄且出色的客家人。
兆云写项南，我想一大原因也是为了报恩，不仅因为项南是他学生时代的偶像，造福过福建人民；还因为项南在生命最后一天，落实了这位后生的请求——为其所著《农民知己邓子恢》一书作序，还附了一张纸条，是为项南“绝笔”。兆云后来和我说起这件事，双眼模糊，流下热泪，说自己当时向项南遗像鞠躬时，就立下了要为这位“非常之人”立传之心。兆云之所以和我说这些，是因为他看过我写项南的纪念文章，而且我从中挖到项南有恩于我的一段珍贵往事，自然而然也把我引为“项粉”。
在写项南前，兆云已有不少传记文学、报告文学作品问世，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学术论文等在内，洋洋上千万字。这个数量有点惊人，印证的也恰是他的勤奋和执着。
传记文学由于是文学和史学的结合，受限较多，某些情节是“打入冷宫”还是摆上台面，素难把握，想要写好委实不易。优秀的传记作家需要具备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的多重视角，所以经典的传记文学作品如司马迁的《史记·列传》、罗曼·罗兰的《名人传》以及路德维希、茨威格的传记作品，均出自伟大的作家之手，经得起岁月的考验。作为一位在传记文学领域不辍笔耕30年的作家，兆云的传记作品并不限于党史题材，还面向文化、教育和国际商界，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正如他自况的“真实是传记的生命力”“传记创作需要真情真意，必须将真进行到底”，其传记作品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他把最宝贵的年华、火一样的热情，都献给了纪传体文章的创作。
与兆云相识多年，他直率健谈、谦逊温和，却也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这从他矢志树碑的人物也可看出端倪。项南是政绩卓著的改革家、造福百姓的实干家，自始至终都有真挚、坦荡、如榕树虬根般不屈的精神。兆云这部新作品不啻是致敬这位先贤的一瓣心花，他的创作动机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别有韵致的文本，和项南的背影一样耐人寻味。
在我看来，兆云与其说是借《公仆榜样》向项南感恩、致敬，不如说是感恩和致敬那个炼成了项南这样公仆、造就了光风霁月精神的时代。能坚持为时代书写，这必然能为读者所感动、所铭记。这也是我事隔30多年后对兆云的新了解、新认识，并对他寄予新的厚望。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