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较早介入穆旦研究的学人，我深知为穆旦作传的难度。二十多年前，我曾经计划过《穆旦传》，为此着手资料的搜集，还多次访问过周与良教授、杜运燮先生，周与良教授为我工作所写的文字一直珍藏至今，但是，各方面资料的缺失还是让我最终放弃了。易彬教授是更年轻的一代，长期专注于穆旦文献史料的挖掘，十数年如一日，不断有重要的成果问世，每每念及，不仅心生钦佩，更升起一种自我解套的安然来。在1980-1990的之交，穆旦才刚刚从中国新诗史的尘埃中打捞现身，少数惊艳者如我等都有点急于阐释的焦虑，后来有了易彬这样厚实的专业工作，当然是一种真切的释怀。
人物传记的难度其实远高于文学的阐释，因为阐释允许有更多主客对话的自由，文献史料的匮乏并不能成为阅读和理解的阻碍，传记则不同，它本身就是对可以确证的史实的梳理，阐释必须严格依托史实的逻辑，否则就成了假借历史人物的文学创作了。易彬长期专注于穆旦研究，对穆旦的创作与文学史成就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但这些理论的能力并不能天然弥补史料的不足，我们所遭遇的难题在易彬那里也无法豁免。所以他的传记一开端，就一直在告诉我们，为穆旦作传有多难多难：“与同时代的重要作家相比，穆旦的自我阐释类文字明显较少”（第1页）；“从 1940年代到1970 年代，穆旦是一以贯之的，对于自己的写作有意保持缄默，无意于通过诗歌之外的其他文字来完成自己”（第5页），“所见多种回忆性文字，有些为孤证式文献”，“如何缝合这些差异，对传记作者是一个不小的考验”（第9页）。作为这一工作的曾经的努力者，我可以证明这里所道都是肺腑之言。
但更重要的却在于，所有的这些困难都没有中断易彬的决心，早在2012年，他就完成出版了一部《穆旦评传》，长达46万字，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关于穆旦的评传。2025年2月，在前书基础上再作扩充修订的著作（以下简称《穆旦传》）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从通常的理解来说，“评传”和“传”在文类上是有不同的，“评”字突出了对传主的认知和评论分析，而“传”则主要还是对于传主本人的追踪和陈述。2025年的穆旦传没有完全另起炉灶，而是以13年前的评传为基础加以拓展和扩充，从引言“沉默的诗人”到第二十章“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章设计的框架和绝大多数的标题都没有改变——只有第十一章题目由原来的“‘愤怒’、‘安憩’与‘被点燃’的青春”略作调整，成了现在的“‘被点燃’的青春：‘愤怒’‘孤独’与‘安憩’”；节的设计和标题也基本一致，小有调整，增加新的发现，如第七章增加第四节“苦难的旅程——遥寄生者和纪念死者”，第八章增写第四节“国际时事新闻译员穆旦”，其他节有分合有调整；第九章凸显了“总编辑查良铮的工作与写作”；第十二章第三、四、五小节重新提炼；第十三、第十四章、第十七章、第二十章的部分小节也有调整。也就是说，“评”的骨架得到了保留，作者是以评论、解读的姿态来完成对穆旦人生与精神世界的“传记”。在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中国作家传记中，可谓风格卓然。
对此，易彬已经有过相当的自觉和思考。他特别提出：“从传记角度看，相关文献较少且明显存在局限的情形实在可说是一种遗憾，但这也使得穆旦研究获具了一种特殊的魅力：一个缺少自我阐释的穆旦为世人留下了更多的空间，他通过较少的写作、较少的自我建构所树立起来的自身形象——一个穿行于黑暗之境的诗人，恰如一首兴味浓郁的诗，经得起反复研读。”（第8页）这是告诉我们，作者最希望做的就是从现有的史料基础出发，通过传记独特的、反复的研读探索“作为诗人的穆旦的形象”，而不是一般传记中常常在记叙的人生故事，“由此所展开的穆旦传记形象，可能少了几分演义式的活泼，但其形象的学术意味与历史内涵应该会得到大大的加强”（第10页）。
基于这样的学术目标，易彬的《穆旦传》摈弃了其他人物传记单纯以人生故事为主体的叙述方式，转而在学术的方向上追求一种“诗与史的见证”。所谓的“史”就是严格以可以考辨确证的历史材料为叙述的根据，在科学严谨的规范中呈现有限的却能够被证实的事实，所谓“诗”就是不满足于对生活事件和人生履历的叙述，二十从现实生活的世界透入到传主内部的精神世界，试图探索和挖掘他的艺术追求的结构和形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诗学”形态。
易彬的穆旦研究和其他文学研究在一开始就同时在两个向度上展开，批评阐释与文献考证，2010年的《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对穆旦创作的文学史研究，2012年的《穆旦评传》是在文献基础上的评论和判断，2019年的《穆旦诗编年汇校》（北京大学出版社）更是扎实的诗歌文献功夫，2010年出版、2024年再版的《穆旦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则是多年文史考辨的总结。
史学考察是《穆旦传》着眼和展开的基础。作者将穆旦生平细节的叙述当作一次次文献和史料挖掘的节点：新材料的启用，历史见证人的访谈，学界同行结论的商榷，对现存证据的勘定等等，当然不仅仅是收藏的展示，更有充分的质疑和甑别。《穆旦传》至少对一系列重要史实作出了自己独到的披露和分析，许多都属于独家发现：关于校园刊物《南开高中学生》等当时南开中学的史料，对《新报》史料的梳理与分析，对南开大学档案的发掘分析，对坊间所传穆旦个人交代材料的运用等等。近年来，学界的一些重要发现——包括穆旦对远征军经历的重要记述，译作和时评的佚文，杨苡相当个人化的口述，在芝加哥大学的成绩单等等都得到了恰当的使用，不仅仅是使用，更有嵌入历史深处、发见更多奥秘的企图。
对“穆旦诗学”的开掘和梳理是《穆旦传》的引人注目的亮点，也可以说是易彬对穆旦研究的一大贡献。严格说来，这一工作的难度丝毫不亚于对史料匮乏的穆旦生平的还原，它涉及对现代诗歌复杂的意义形态的认知，更与穆旦本人之于历史、现实与审美、信仰等问题的把握有关，其中的混沌、暧昧和矛盾纠缠源于社会历史的繁复，也来自现代诗自身的美学趣味。文学传记的中心常常还是集中于作家的人生，为“文学思想”作传并不容易，何况是拥有“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的诗人穆旦。易彬兄是一位在学术上坚忍不拔的勇士，长时间的文献积累和同样长时间的诗歌批评经验给了他莫大的勇气，他试图完成一次传记写作上的创新，通过对诗人生命历程的追述勾勒他内在艺术精神的脉动和走向，最终达成对“穆旦诗学”形态的描绘和完形。
由此便形成了《穆旦传》的双层叙述设计，在史实的层面是穆旦的现实人生过程，通过一系列严肃理性的历史考证勾画出传主人生流程的基本脉络；同时，在每一段史实叙述之中又包含着一位卓绝的现代诗人的精神探求、艺术构建的内在走向，通过他的文字铺陈感悟其中情绪的跌宕，挖掘隐秘之处的心灵的节奏，从而牵引我们慢慢走进一位伟大诗人的内在的世界，窥见他瑰丽的美学构建。
透过史实的叙述连续追踪穆旦的诗学步伐，在人生故事的底层发现艺术建筑的砖瓦，这就易彬传记写作的两个层面——表面和内面，阅读这样的传记可能有一定的难度，对读者也有所选择，但却自有一种诱人深入、不断探入历史洞穴深处的魅力。
在“南开中学的教育环境”一节中，他特别突出的史实是：“南开教育之要旨及实验之趋向”之中，学生“现代能力”的培养被放在突出的位置（第24页）；又引穆旦同学周珏良的回忆：“当时南开中学使用的许多教科书是英文的” “这样一来，英文就成了吸收知识和表达思想的工具”。这几则材料文字不多，却意味深长， “现代能力”和“外文背景”足以证明这已经是新的一代中国青年了。“与‘五四’一代写作者不同的是，在穆旦这一代写作者这里，成长背景已逐渐被置换”（第47页），后来学界反复讨论的所谓穆旦诗歌的“非中国性”其实可以从中找到解释的起点。
易彬还往往从一些创作的细节入手，捕捉其中所包含的隐约的信息，然后结合诗人的中心倾向加以解读，从中洞见一些核心诗思的形成和来源。例如他发现：“在穆旦的写作之中，始终少有一种闲适性的文体”（第63-64页）。结合笔名“穆旦”推断则产生了更多的联想：“‘穆’有严肃静穆之意，其色彩近于深色或黑色，与‘旦’所呈现的光明色调正相对照，‘穆旦’之名因此更近于某种严肃的人生义涵”（第63页）。从这里开始追踪，到《赞美》成为穆旦风格的标志，似乎可以找到一种内在气质的说明：“穆旦写作之中那样一种持重的品质得到了非常清晰的彰显 ——迁徙见闻一直沉积于诗人内心，经由现实的磨炼以及写作的反复呈现，终成一种风格。”（第125页）这样的论述在历史的考证之外自由伸展，敏锐而深刻地捕获了诗歌艺术的神髓，可谓是一种精神性纪要的妙论。
关于穆旦晚年的大规模译诗，论者也没有停留在一种文学活动的史实陈述之中，而是依然将之置放在穆旦一生的艺术理想的脉络里，发见其一以贯之的精神目标，他特别提醒我们，在给友人的信中，穆旦多次表达了“中国诗的文艺复兴，要靠介绍外国诗”一类观点，并得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结论：大致上可以说，这是晚年穆旦在翻译动力方面最为有力的表达。翻译是穆旦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之后占据主导性的写作行为，比其他文体的写作量要大得多（第579页）。翻译活动中的一些特殊的个案也成了我们透视穆旦隐秘的诗歌趣味的窗口，易彬特别分析了俄国诗人丘特切夫“这样一个影子式的对象，在受管制的日子里，可能给过穆旦以精神上的慰藉，穆旦也从他身上获取了‘诗’的资源：晚年所写的《春》《夏》《秋》《冬》系列诗歌以及一些并非以季节命名的诗歌，如《听说我老了》等，正是‘自然现象’与‘心灵状态’ 相互融合的诗歌。”（第585页）
当代学者易彬是“穆旦诗学”的审视者和评论者，却不是“穆旦诗学”的代言人，这一点也十分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研究是理性的，具有研究者主体意识的，也才能发现研究对象更深刻的真相。可惜在不少的情况下，研究者因为认可的激情，常常让个人的热爱掩盖了审视的距离，从而降低了原本可以达到的学术的高度。易彬十数年心无旁骛地致力于穆旦诗歌的整理、考辨和阐释，他究竟如何把控这种理智与情感的二元关系，我一直有点好奇。在这本《穆旦传》中，我读到了他对诗人“虚无”体验的一种解释，他没有轻率地将这里的诗学上升到形而上的哲学思辨中给予简单的激赏，而是继续沿袭青年“时感”的线索，作出了恰如其分的概括：“统言之，1940 年代的穆旦所遇更多的是‘时感’一类命题，精神危机虽无从避免，但基本上并未遭遇无法迈过的精神道坎，也即，年轻的穆旦所遭遇的更多都是现实问题，是带有青春期特征的、单纯的问题。借用鲁迅的观念，穆旦并未陷入虚无的‘无物之阵’—虽然黑影重重，却并不会于回身之际撞见鬼影。”（第334页）他还就此对比了鲁迅的虚无体验：“共同的语汇显示了两位写作者之间的某种精神关联，但一个是‘影’，一个是‘诞辰’，两位写作者的切入角度并不同，归根结底，是对于现实的担当方式相异。窥见‘在黑暗里沉没’的‘影’是一种历阅世事的虚无；而言说在‘过去和未来两大黑暗间’的‘诞辰’，更多地，带有一种青春激愤的色彩。”（第335页）
多年前，在“穆旦热”方兴未艾的时节，鲁迅研究者王富仁先生对诗人有过这样的评价：他说穆旦“是在冯至的《十四行集》的基础上起步的，但冯至更带着一个成年诗人的沉思的特征，而穆旦却带有更多青春的激情”（《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下）》，《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作为穆旦最执著和专一的研究者，易彬的结论与另外一位年长的鲁迅学者遥相呼应，这是最深刻的学术沟通。对研究对象有限性的洞悉恰恰是我们最终能够深入推进学术思考的重要前提。
易彬由“史”着眼，以“诗”为魂，诗史互鉴的《穆旦传》开创了穆旦研究的新的格局，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传记的写作而言也具有独特的启示意义。读着这部传记，我不禁在想，易彬兄常常以文献的精研者出现，其实深怀一颗激情的“诗心”，这可能是他透过繁琐的文献考辨，努力还原“穆旦诗学”的真正的动力，在《穆旦传》的结尾，也就是易彬所引穆旦之语——幻想的尽头，他写到：“从《智慧之歌》到《冬》，穆旦晚年的诗歌写作由此有了一个看起来非常完整的精神谱系。在经历了漫长的折磨之后，1976 年的穆旦看起来是在不断地往里缩— 往自己的内心、往‘死亡之宫’收缩，最终都落到了‘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的喟叹之中。从《智慧之歌》到《冬》，穆旦写下了数曲哀伤而凄厉的生命挽歌，其中弥散着一股冷彻的寒意，一股挥之不去的死亡气息。”（第650页）易彬对“穆旦诗学”的追述到此结束，在这里，与其说作者是完成了一次历史的叙事，还不如是一位诗人对另外一位的深切的凭吊。这里的抒情或许超过了一般文学传记的惯例，但却正是文学研究、诗歌批评的真正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