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作家在动笔之前，都会面临两个问题：写什么和怎么写。其中，“怎么写”必然涉及选择何种文体形式进行表达。文体好像是一个公共的载体，但作家的创作个性，会赋予文体独特的样貌。比如鲁迅，既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体家。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中，鲁迅在开头先用文言文写了一篇小序，而后在正文中通过日记体的方式展开叙事。他的每一篇小说都充满了形式的探索，真正体现了“表现的深切，格式的特别”。当然，鲁迅在文体上的创造，还体现在杂文领域。他关注同时代人，不断回应时代和社会的议题，“杂文”这一迅疾而短小、又符合报纸传媒需求的文体便成了自然的选择。
一个个优秀作家的创作实践，不断拓宽了各种文体的边界和可能。与此同时，不同文体之间的界限，也在慢慢消弭。通常而言，文学体裁有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四大类。从文体的规定来说，它们也对应着不同的创作技巧。比如，小说注重的是故事和情节，诗歌注重韵律和意象，散文注重形式自由和真情实感的表达，戏剧则注重冲突和表演性。有的作家会很严格地遵照文体的规范进行写作。当然，也有的作家在创作时会旁逸斜出，不囿于文体的既定法则。这其实是对于文体的两种不同态度，即瓦解文体的既成规则和强调文体的纯粹性。那么，我们在创作时到底该不该遵守文体的规则？我们该如何理解文体杂糅以及“破体”的现象？
文体的分类自古有之，但是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并不是很严格，因为它实质上建立在一种“大文学”的观念之上。因此，在古典文学中，文体杂糅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主体部分是四言诗，但是在很多诗作中也暗含了赋、颂、赞、铭等文体的特征。现代文学时期，新文学的先行者们按照西方文学对于文体的规范进行写作实践，现代意义上的文体开始得以确立。但是，即使在现代文体确立的时期，也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会被文体的规则所限制。自新文学诞生以来，文体的越界和杂糅就成为许多作家创作中有意或无意的审美追求。实际上，鲁迅就是一个“反文体”的作家，他不满足于各类文体规则对他的束缚。鲁迅在创作中展现出一种“随物赋形”的状态，灵活地为每一种思想找到最适合它的形式。
在百余年来的文学发展史中，小说和散文、诗歌的杂糅是极为显著的现象。鲁迅的《故乡》《社戏》等小说，不是以曲折的情节为叙事推动力，而是依托浓郁的抒情氛围。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也是以散文化的笔法展开叙事，将小说的虚构和自我的真实告白融合起来，情感的真实流露超越了故事本身的完整性。到了沈从文笔下，《边城》如同一首长篇散文诗。小说的情节极其简单，但其魅力在于散文笔调所营造出的那种澄澈、哀婉而永恒的诗意和美感。还有萧红的《呼兰河传》，以散文的笔法、诗的意境和歌的韵律，重构了小说的样貌。到了当代，这样的例子就更多了。作家们将散文的情调、诗歌的意境融入到小说中，不太注重故事的完整性和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大大降低了情节在小说中的地位。与此同时，散文小说化，也是屡见不鲜。最生动的例子是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最初刊发的时候，编辑想将这篇作品发在小说栏目，但史铁生坚持认为，这是一篇散文，不能以小说之名刊发。最终，编辑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专门设置“史铁生近作”的栏目。作品发出来后，《我与地坛》既曾入选小说选本，也曾入选散文选本。
文体即创造，而创造离不开作家主体所具有的独特气质。比如，有的作家长于抒情，那么他的小说创作可能就会呈现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有些时候，文体杂糅出于作家们的主动选择。很多作家能够结合时代和传媒的特点，通过文体创新的方式发挥文学最大的艺术和社会价值。当共识性的文体边界被打破，不同体裁的言说方式就会相互渗透，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杂糅状况，甚至有可能涌现出新的文体形式。文体的杂糅与创新表明一个作家致力于追求文学形式的创造性、先锋性，并试图以此敏锐地捕捉到文学现场正在发生的变革。但有时候，文体杂糅并非作家主动追求的结果。因为有经历和情感要表达，所以作家就凭借已有的创作经验进行自然地书写。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可能并没有鲜明的文体意识。比如，作家陈仓曾说：“在创作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在乎到底在写诗、写散文还是写小说，我只在乎有没有把心掏出来，心中有没有灵魂的闪光。最重要的是，这些文字是不是真诚，能不能打动别人，引起别人灵魂深处的共情。”“我有一个体会，无论是什么文体，表面上看似乎是写出来的，其实都是活出来的——想象也是‘活着’的范畴，是用我们的皮肉和思想熬出来的。”所以，评论家依据文体的典型特征去分析一个文本，认为作家是故意将各种文体的特征杂糅起来。但实际情况可能是，作家在写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各种文体的特征及其杂糅的可能，而是无意识地根据表达的需要，自然而然展开文体的创造。
文体杂糅是形式之变，形式之变的背后必然是思想革新和媒介革新起到了关键作用。文体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状况。一个作家的文体风格，必然是个人风格之外加上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不论是苏轼的“以诗为词”，还是鲁迅的杂文创作，他们其实对于自身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状况都有清晰的认识，能够结合当时文学发展的状况进行文体的突破，从而创造性地生成新的文体。当前新媒体时代，由于传播媒介的变化，出现了许多网络艺术形式，诸如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等。它们对新媒体时代文学的语言和结构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当下的文体杂糅，并不仅仅体现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传统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还体现为文学与其他文艺形式之间的相互融通与转化，并不断催生出新的文体样式。由此，我们进入了一个大文学的时代，未来的文学可能不只是体现在纸面上、文字里，而是如流水一般，能够与不同的媒介融合，呈现出不同的文体形态。
这让我们更深刻地意识到，无论是文体的杂糅，还是文体的创新，背后蕴含着复杂的背景和原因。但最终目的只有一个，为思想找到一个恰切的形式。汪曾祺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一文中说：“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橘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类似地，作家的思想和他最终采用的文体形式，往往是合二为一的。对于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作家都在试图找到那一个独特的文体形式。这种文体形式，既符合创作者的表达需要，也契合时代的媒介特质以及读者、观众的接受习惯。
由此，我们关注文体的杂糅、文体的创造，实际上呼唤的是作家对时代语境和时代议题的关注。我们的创作语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时代议题也呼唤新的更恰切的表达形式。这种表达形式的变革，不仅仅是出于作家的个人爱好，也是出于多种时代因素的共同推动。因此，在文体问题上，创作者绝不能为了杂糅而杂糅，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必须认识到其背后的根本变革动力，深刻认识时代之变、媒介之变、读者之变。在此基础上，新媒体时代的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们，可以充分结合新媒介的各种形式，尝试将其融入到文体的变革中，以一种先锋的姿态创作出符合时代需求的文体风格和形式。
总之，新时代作家应保持对新生活、新形式的敏锐把握，深刻思考写作与现实、时代之间的关系，保持对文学艺术的探索精神，尽最大努力去激发自我的艺术才能，为不同的时代议题、不同的思想表达找到最恰切的文体形式，催生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品力作。
（作者系赣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青年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