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相关调查，1994年前后，中国的初代“数字原住民”开始批量出现，并与带宽、流量、网速同步恣意生长。30年后，作为赛博世界的缔造者和长居客，他们自然而然地把数字生活引入现实世界，尤其体现为当代网络用语中已经渗入了大量的游戏词汇，如“破防”“躺赢”“满血复活”等。原本描绘游戏角色状态的词汇被用于解释现实人生，本身就是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重叠的证明。
与“数字原住民”相对，那些缺少数字成长环境的人被命名为“数字移民”甚至“数字难民”。为了能够适应新的文化环境与科学技术，他们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来改变固有的媒介偏好与信息处理方式。然而，由此产生的种种断裂和迭代却仍然不可避免。
出生于1989年的大头马，其写作正发生于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之下，如她自己所说，影响她成长的事情“是互联网进入中国，我成了最早一批接触互联网的人之一”。作为第一代数字原住民，大头马的文字生涯与数字社会密不可分。正如她在成名作《谋杀电视机》中直陈“我确实不懂，互联网已经发明几十年了，什么人还会守在电视机前看一部中途会插播牛奶广告的恐怖片”。小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数字原住民的坚固经验，这一情形延伸和彰显于她的后续作品之中，展示出数字时代的独特景观。
大头马写于2018年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底特律：变人》和《极乐迪斯科》式的视觉小说。故事的空间设置近乎游戏地图，而主人公“李”通过在地图上行动而与各式NPC触发对话，叙事则伴随着主人公的移动和对话而片段化地呈现，故事的全貌则在这些段落的拼合中逐步展开。这种叙事意图恰恰类似于典型的游戏开发思路——首先设定各种碎片化信息，然后引导玩家实现信息的搜集和拼合。只是，线性呈现的印刷字符不能实现多支线结局（结局的不确定性是吸引玩家反复进入游戏的基本手段），而小说结局却只能是一次性的。因此，大头马颇具技巧性地使叙述主体发生转换，机械降神式地让主人公的亡母出场，来填满故事碎片之间的所有缝隙，从而实现小说的总体拟合。
大头马写于2020年的《明日方舟》和2021年的《和平精英》更进一步，不仅直接用联机游戏来为小说命名，还在叙事中不厌其烦地描述游戏的地图、战术和规则，罗列游戏道具枪械的名称、功能和渊源，一如古希腊的英雄们不厌其烦地罗列父系先辈的名字。如果说《明日方舟》还算得上“借壳上市”，存在着利用游戏IP派生同人创作的意味，那么《和平精英》直接就是玩家与非玩家之间的堑壕，游戏经验的有无将导向截然不同的阅读体验。彼时的大头马可能自信地认为游戏经验已经是读者们的普遍配置。这种自觉是数字原住民写作的某种身份证明，与之相匹配的新的审美观念亦在崛起。具体来说，大头马尝试以一种削减欲望书写、降低虚构权重、隐匿自我的写作方式进入新一代读者的心灵世界。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对欲望的正视和书写开始成为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在书写的过程中，欲望逐渐与宏大叙事脱离，转而退回到私人情感与日常生活的疆域。数字时代的到来加剧了这一趋势，“止于点赞”“搭子社交”式的“浅交往”成了人际关系的常态。于是，欲望书写的发展相应分裂为两个截然相反的向度，其一体现在大量网文之中，高密度的“甜、爽、虐”和激烈的“打脸、逆袭、黑化”情节持续满足着读者对短期快感的需求；其二则以大头马为代表，智性化的表达覆盖于欲望之上，从而与数字时代人际关系的疏离呈现出镜像关系。不论是《A只是一个代号》所复刻的桌游，还是《白鲸》中精雕细琢的犯罪探案，欲望和情感都遭到强力压缩，呈现为难以窥探、不可触及的形态，碳基生命里仿佛有一个硅基的灵魂。大头马显然在着力发掘和塑造“甜、爽、虐”之外的阅读可能。她的写作实验以切近的生活体验、妥当的心理唤起、娴熟的叙事技巧，创造出符合数字原住民境遇的文学形态。
当代写作者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在于读者对“虚构”的怀疑、否定甚至不屑一顾。一方面，文艺作品不得不和短视频、手游、直播同场竞技，“沉浸式体验”达成的成本越来越高，“文字虚构”所需的闭合条件也越来越难；另一方面，对数字原住民而言，他们在获得文学阅读经验之前，很可能已经在大众文化产品中获得了充分的“元叙事”体验，“虚构”的神秘性早已在他们面前昭显。大头马的写作倾向之一，就是降低虚构在小说中的权重，或者说，使“虚构”与“非虚构”混合同一而不再强调“虚构”本身。正如《九故事》扉页中所称“每当我想开口说真话的时候，我总是会以虚构的形式来进行假装”，她已经不再需要那种“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式的写法。
社会工程学的兴起，使人们的互联网行为发生了极大变化。对于数字原住民而言，网络言说是一种前定和必须，那么，关键就在于用哪一个注册账号发言——“大号”还是“小号”？数字原住民用小号试探暗恋对象和测试恋人，也用小号联络房产中介与贷款经理。只有利用多个注册账号制造更多的话语，他们才可以保卫好唯一的生活。而大头马的作品，就多少有些“小号写作”的意图。在大部分作品中，她自己都隐匿极深，甚至还非常乐于变换性别，用男性身份降临到文本之中。这种隐匿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在其出道前期，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大头马性别为男。“小号写作”未必是一种故意，反倒可能是一种天然，在数字原住民的群落里，谁又能仅凭一个ID行走江湖呢？但这又必然对文学发生校正作用，其作为话语的属性必然进一步加强。作为数字原住民写作的探索者，大头马的写作可能会在将来愈加清晰地展现这一点。
（作者系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