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中的人文社50年

时间:2025-11-10 11:59:10 编辑:Wendy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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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我策划并参与编辑出版了一部纪念文集。那是2000年夏,我忽然想到,再过半年就是人文社成立50周年的日子,社里应该编一部书或一套书来纪念一下。又想到纪念集的书名可称为《名作的诞生》。于是,就写了两份报告。一份是“《名作的诞生》编辑计划”。“编辑计划”拟定完成后,我又以《人文丛书》的名目,写了一份“选题报告”。

李文兵副总编审阅了《人文丛书》选题报告后,在批语中写道:

这个设想可作为建社50周年的纪念书。但出成丛书,规模太大,操作也困难。可考虑出一本综合性的,组织一些与我社关系密切的名气大的作家、翻译家撰稿。书名另酌。此事主要是当代、外编关系较大,建议请这些部门研究一下,是否可行。

李文兵 6、1

李副总编做编辑工作多年,他所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比我的设想更加切实可行。我把经李总批阅的“编辑计划”与“选题报告”依次送到陈早春总编辑和聂震宁社长案头,他们很快便作出了批复:

同意文兵意见,编一本足矣。

陈早春 23/6

同意列入计划。

聂震宁 30/6

按照社领导指示,我与当代文学编辑室、外国文学编辑室、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几位同志一起以《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为题,分头向50年来与我社关系密切、名气大的作家、翻译家、学者教授以及本社前辈编辑等约稿,请前辈师友们通过回顾亲历、亲见的往事,从不同侧面描述人文社50年来走过的足迹。

从2000年7月开始寄送约稿函至同年年末,总共收到67位作者来稿。其中作家来稿有马识途的《〈清江壮歌〉出版的前前后后》、王火的《塑文学之丰碑》、王蒙的《这是我的幸运》、杜鹏程的《回忆雪峰同志》、周而复的《相期一步一层楼》、魏巍的《祝“人文”兄五十岁寿》等。翻译家来稿有叶水夫的《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田德旺的《桃花又是一年春》、高莽的《同行师友多》、钱春绮的《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张玲的《传承的情谊》、魏荒弩的《祝贺与琐忆》等。学者教授来稿有丁景唐的《良师益友与忠实读者》、邓绍基的《见闻与回忆》、孙玉石的《走着一条通向太阳的路》、季羡林的《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董衡巽的《可贵的敬业精神》、褚斌杰的《芸香飘溢 相传火薪》等。

在67位作者中,有不少人文社的老同志。他们是写了第一本《鲁迅传》的原副总编辑王士菁;《鲁迅全集》《巴金全集》《茅盾文集》《茅盾选集》《茅盾全集》的主要编辑者之一、获首届韬奋出版奖的原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王仰晨;外国文学出版社的创建人、《外国文学季刊》创办者,制定人文社第一个外国文学选题规划的主持人,原副总编辑孙绳武;曾在1962年参与制定“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的原副总编辑李曙光;长篇小说《昨天的战争》的作者,原社长孟伟哉;获“2011年中国版权产业风云人物”奖和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的著名诗人、翻译家,原总编辑屠岸;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荣誉奖的外国文学编辑室副主任蒋路;曾任古典文学编辑室副主任的著名学者舒芜;《新文学史料》初创期编辑、老舍先生长女舒济;“七月”派代表诗人之一,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的原副总编辑绿原等。

来稿从不同侧面回顾了作者们在过去几十年里与人文社编辑共同为新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而奋力以赴的难忘经历,对为了优秀作品问世而无私奉献的人文社的编辑们,给予了深挚而真诚的感谢。

丁景唐在文章中写道:“在我认识的师辈中,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创建人冯雪峰,以及历届参与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王任叔(巴人)、聂绀弩、蒋天佐、楼适夷、孟超和韦君宜,还有孙用、郑效洵、杨霁云等。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对我进行过帮助,特别是尊敬的冯雪峰同志,不仅因为他呕心沥血地编纂、校勘和出版《鲁迅全集》、《瞿秋白文集》里程碑式的不朽著作,而且他还用书信解答我在研究鲁迅、瞿秋白中的疑难。”

马识途在文章中写道:“人民文学出版社有许多很有水平的资深编辑,他们的工作态度比较严肃,对于文学作品要求严格,无论从思想上艺术上都能看出问题,并且提出很好的修改意见。但是他们很尊重作者,决不强人所难,更不胡乱涂改。……他们始终保持一种国家文学出版社应有的高品位高素质的传统作风。而且他们的眼光我以为是比较敏锐的,他们善于发现好作品,即使还是一件不很成熟的作品,他们善于和作者合作,把一件有希望的作品毛坯,打造成为艺术精品。”

叶水夫是人文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三套丛书编委会的专家之一。他在文章中回顾了当年“三套丛书”编辑出版的经过,认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和“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囊括古希腊罗马、古印度直至近现代有定评有代表性的文学创作与理论的精品,反映了世界文学丰富多彩的历史演变过程。丛书规模之大、选题之精、译文之优,可以与世界上最好的同类丛书媲美”。这三套丛书不仅扩大了读者的视野,提高了读者的文艺修养,也有助于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开展。

人文社老同志的文章则从与人文社休戚与共的亲身经历出发,记述了人文社的发展与成长,讲述了当年冯雪峰、王任叔、楼适夷、严文井、韦君宜、聂绀弩等前辈社领导的开创之功与人格魅力。同时,对编辑人员应如何继承和发扬人文社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苦练内功,坚持不懈,以期在今后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出版更多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优秀图书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曾主管外国文学编辑室的原副总编辑绿原在题为《一点祝福》的文章中说:“据有限的见闻,得知人文的出版物今天在社会上仍被誉为‘信得过产品’。读者的口碑说明我们过去的工作经得起检验,这比有形的利润积累更令人欣慰。”

《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1年3月人文社50周年华诞之日出版,当年隆重而欢乐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我深为人文社昔日的辉煌和今天所取得的新成绩而自豪,为自己曾是人文社团队中的一员而感到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