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的抗战，是直接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历史事件。因此，一切的人力、物力、财力被充分调动，思想、意识、精神被广泛凝聚，服务于这场旷日持久的决定国家命运的抗战。同样，文学作为宣扬正义、动员思想、激发精神、团结同道、抨击侵略的利器，也自觉投入抗战大潮中，形成了蓬勃发展、内容丰富的抗战文学。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冲击下一度式微的旧体诗词，在抗战的特定时代环境中，找到了用武之地。诗词创作者们积极响应时代号召，调整诗歌创作方向，表现时代主题，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今年选编《抗战诗词三百首》，正是为了系统呈现抗战诗词创作的成就，向英雄的人民、人民的英雄致敬。这些抗战诗词，既秉承传统边塞诗、战争诗的爱国主旨、豪壮风貌，又在新的时代环境中表现出新的思想内涵和新的精神气象。这些抗战诗词与其他抗战文学形式一样，是抗战时代的最强音。
抗战诗词饱含的是守卫疆土、维护正义、抗击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抗战诗词表现时代生活、时代主题和时代精神，呈现出雄浑悲壮、高扬豪迈的创作风格。即使是抗战中记述失利、批评时局、哀悼逝者等情绪较为低沉的作品，也并不悲观颓唐，而是在痛心疾首的同时，表达继承烈士遗志、争取抗战胜利的坚定决心。正是这样的文学，才真正能发挥鼓舞人心、激发斗志、震慑敌人、鞭笞罪恶的力量。
抗战诗词在形式上的革新也很明显，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长篇叙事诗大量涌现。这一现象源于诗人对叙事性的强化需求——通过扩大文本容量，以便更自由、更充分地叙写抗战事件、表现抗战精神。很多作品紧密关注现实、反映时事，甚至有些作品像战地通讯一样，及时报道前线的最新消息。很多诗人采用古风、歌行的形式，或长或短，形式灵活自由，不用典故和偏僻字，语言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比如长句短句交替运用，音韵铿锵、节奏明快，多可配乐歌唱。
这些诗词的作者构成非常多元。有的诗人本身就是在抗敌第一线冲锋陷阵的将士，如朱德、陈毅等将领。有的诗人曾经亲赴前线目睹军人的英勇、战争的惨烈。比如，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郭沫若曾赴昆山前线；田汉多次前往前线慰劳战士；1939年7月，老舍也曾随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探访北方战场将士。置身于抗战的现实境遇之中，很多人写过抗战诗词，比如何香凝曾组织后方妇女织寒衣送前线，写有《寒衣曲》；冰心曾深入前线，创作了多篇抗战诗词，其《抗战日记》亦影响甚众；陈家庆经过淞沪战场，写下《扬州慢·过上海闸北》。
可能有读者会问，在今天和平建设的时代，抗战诗词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在我看来，抗战诗词展现了坚强不屈的意志、英雄主义的气概、忧时忧民的胸襟、忠诚奉献的情怀、爱国主义的精神。这对于今天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思想启迪、精神熏陶、人格形塑和理想信念培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抗战诗词所蕴含的抗战精神、爱国情怀，在和平年代具有重要的转化价值。它不仅可内化为社会个体忠于国家、热爱人民、甘于奉献、团结奋进的思想道德情操，更能外化为提升国民整体素养、助推国家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抗战诗词中精神力量的生成，根植于爱与恨的辩证统一。爱是精神的正向维度，即对祖国的深情眷恋、对同胞的深切关怀、对生命价值的珍视、对正义原则的坚守，以及对和平的坚定信念。恨则是精神内核的批判维度，指向对侵略行径的憎恶、对挑衅者的蔑视和对强权暴力及邪恶势力的坚决斗争。抗战诗词更让我们深刻认识到，铭记历史并非要铭记仇恨、延续对立，更非引发新的冲突。铭记历史，在于传承抗战诗词中爱正义、护和平的精神内核，以历史经验凝聚社会共识，为捍卫和平提供长久的精神支撑。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