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的长篇小说《红砖楼》将目光聚焦于文学圈，是对文学本身的书写，具有强烈的“元文学”意味，也是文学死亡论的具象化呈现，个体的死亡与文学的死亡交织在一起。小说开篇似乎故作惊人之语，叙述者梦见自己“死”了，但这不是真正的死亡，在作家看来，梦醒即是新生。很快叙述者就醒来，开始了最最庸常的生活描写。小说最后，和那一批不再写作的作家一样，“我”也离开了文学。从文学青年到不再从事写作，个体文学梦的终结和文学死亡论关联了起来，由此形成一个闭环。这一用死亡意象形成的叙述闭环，也是命运轮回的写照，宿命之感也油然而生。
《红砖楼》以文学圈为核心书写对象，将写作行为、作家群体、研究群体、文学文本、文学传播及文学的发展演变都纳入文本之中。《红砖楼》的主人公、叙述者、“我”，名为盛华，是一个遭遇颇为艰辛而传奇的青年作家。小说通过他与其他作家的交往，描摹了文学圈的种种现象。红砖楼作为作家文人聚集地，见证了文学的风光与落寞，成为文学圈的缩影。盛华对文学的执着与迷失，映射了作家自身的创作困境，也反映出文学本身的流转。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具体文学文本和有关文学创作讨论，既是人物个体的创作思想的表达，也是对文学本质的一步步追问。这种指涉文学本身的书写，映照出文学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蜕变，也彰显出作家对自我与社会时代的双重反思。
《红砖楼》是作家从“我是谁”到“你是谁”的追问。作者使用了比较少见的第二人称叙事，通篇都是与“你”的对话，叙述者在进行一场漫长的倾诉，可聆听者究竟是谁？这个对象内涵无限，是文学、是自由、是理想，是恋人、是亲人、是另一个自己，这是与自己的灵魂对话。盛华的成长历程和这些因素或多或少都有一定关联，他从一个怀揣文学梦想的青年，逐渐与文学圈合流。在与一些成名较早的现在已经是文学权威的交往中，他试图保持自我，却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被裹挟。他的挣扎不仅体现在对文学的追求上，更体现在对自由的渴望中，他的种种行为都指向了这一点。小说中，师妹的出现为盛华的生活带来了一丝短暂的自由之光。她的温暖与包容让盛华感受到一种超越功利与算计的情感连接。然而，这种自由的幻象在现实的重压下迅速破灭。师妹的死亡不仅是爱情的悲剧收场，更是自由在现实面前的无奈折戟。盛华在师妹的墓前，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孤独与渴望，也意识到自己在那些权威所控制的文学生态中始终无法摆脱被操控的命运。
小说写道：“我活着，就像昨天一样活着。”这是对一成不变的枯燥、单调而乏味的日常生活最为精准的概括，但作家们却用自己的文笔在努力寻找生活中的一束光。本来，文学似乎是冲破庸常生活最有力的武器。但很明显，文学在此失去了纯粹性，而与各种外部因素密切相关。在外力的作用下，文学的独立性被侵蚀，个体的自由意志被压抑，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孤独被放大，文学变得功利，逐步沦为某种附庸风雅的手段和掌控权威的工具。《红砖楼》中，文学与权威的关系被置于精密显微镜下，呈现出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共生状态。比如冉强掌握着这个小圈子的话语权，不仅是文学成就的体现，更是权威运作的结果。他的小说《春来早》被体制内权威认可，成为他进入文学权威核心的入场券。从此，他的文学身份逐渐被权威身份所吞噬，他的作品成为服务于主流的工具，就连他的言谈举止都成为文学圈的风向标。在这样的环境中，文学不再是纯粹的艺术表达，而是一种被权威塑造并利用的文化资本。写作的驱动力来自种种欲望，由此产生的文学成色如何不言而喻。
这种权威与文学的共谋关系在红砖楼的群体中被不断复制。沈聪、施广元等作家在权威的光环下逐渐失去自我，他们的创作被简化为对权威的附和与赞颂。而孙云桥的叛逆与逃离，虽看似是对权威的反抗，实则也未能摆脱权威的阴影。他的北上、别墅生活，以及最终的浮夸与堕落，正是权威逻辑在另一个维度的延伸。文学在这场权威的游戏中，逐渐失去了其独立性与批判性，成为权威的附庸与工具。最终，文学走向死亡。盛华从文学青年到最终放弃写作的转变，是文学死亡论的具象化呈现。东轩作家群的集体式微，包括孙云桥的逃避、李回家的妥协与施广元的沉默等，也是这一现象的注脚。
《红砖楼》是一部充满宿命论色彩的小说，多次涉及死亡书写，数学奇才的死亡、一对出车祸死去的男女、蒲哥的姑妈的去世、跳江而死的师妹，甚至将自己的小说也称为“死的”。尤其是首尾几次死亡描写，构成了一种命运的闭环与生命的轮回。小说开篇以盛华的一场死亡幻觉开场，这一情节为故事奠定了宿命论的基调。盛华在梦中目睹了自己的死亡，而前来吊唁的亲友中，包括了未出场的女子，这一神秘女子的出现，暗示了命运的不可预测与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盛华在梦中清晰地感受到死亡的存在，这种预演式的死亡体验，不仅是对主人公内心恐惧的深刻揭示，也为后续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在小说的结尾，提及“我”有一次回老家参加了洪运兴教授的葬礼，叙述者不再写作和一场葬礼并置，人物的死亡与文学的消亡在叙事中交织，形成对文学宿命的深刻反思：当文学成为权威的附庸或市场的工具，其独立性与纯粹性便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死亡”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在《红砖楼》中被赋予了多重含义。它不仅是个体生命的终结，也是文学命运的象征。《红砖楼》通过死亡这一永恒主题书写，展现了生命的脆弱与命运的无常。这种命运的闭环与轮回的宿命书写，不仅构建了一个充满张力的叙事结构，也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社会的多样性，而文学这面“镜子”，有时候竟也无法将其照透。
《红砖楼》是一部关于文学命运本身的书写，是广义范畴的“元文学”。由文学命运的流转，折射出时代变迁与个体命运的浮尘。这也是作者创作的进一步突破和升华，无论是题材还是技法都在作家多年耕耘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小说通过回溯红砖楼作家群的人生经历和文学经历，展现了一个作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发展阶段对文学的信仰、身份的转变和内心的挣扎，以此折射出时代的繁复和个体的命运，同时也在吟唱一首文学的挽歌。可以说，这篇小说是作家的悼词，也是文学的挽歌，作家只不过是将“文学之死”的理论话语换成了一个更加具体的案例，从抽象的描述换成了更为具象的表达。《红砖楼》实质上完成了对文学反思的一次深度实验。通过对文学圈内部结构、创作伦理与个体精神困境的全景式解剖，作品不仅将文学死亡论具象化为人物的生命历程，更将文学的宿命命题转化为对文化资本运作机制的批判性反思。小说中死亡意象的闭环结构，既是对个体生命脆弱性的终极书写，也是对文学作为“时代镜像”功能的某种解构。当文学沦为权威附庸或市场工具，其独立性与批判性必然走向瓦解，这种宿命论并非文学的终极结局，而是对其本质的一次灵魂质询。它并非简单地宣判文学的死亡，而是通过将文学命运置于历史、权威与人性的复杂网络中，为重思文学的神圣性提供了哲学层面的契机。当文学重新直面自身的脆弱性与无力感，或许才能突破宿命的闭环，找到新的生长可能。
来源：收获（微信公众号）